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夏商周秦）
总论
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于古，则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夏敬观云：“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俪六一语，顾未以名文也。《说文》驾二马为骈，《庄子》骈拇与枝指对举，于义皆未美。大抵唐以后，韩柳之学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务标异以示轩轾，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取便笺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体，而骈义之非，遂无辩之者。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其颠尤甚。清李兆洛昌言复古，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訇厂文稿序》）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是也。吾谓散文一名，尤为不通。《庄子·人间世》有散木一名，与文木相对。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可用之木为文木。”《荀子·劝学篇》有散儒一名，与法士相对。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夫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儒为散儒，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说文·肉部》：“，杂肉也。”《说文·肉部》：“㪔，分离也。”散文与骈文相对，其本字当为，盖取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骈文散文二名，必在所当去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至清末罗惇《文学源流》云：“文之既立，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浑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又云：“西京巨子溯两司马，子长源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密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以材力冠绝，通宏相征，一为散体之家，一为骈文之祖。”又云：“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迄乎国朝。（指清）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谊，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
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谊，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和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又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易曰：“地之可观者莫如木”。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着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骈体文钞序》）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实则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故论文学史者，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骈散文体未分之时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则为学术而文学时代，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自夏商至春秋）
总论
为文学史者，或多溯源上古，始自羲轩。吾则以谓文献无征，不如从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典》、《皋陶谟》两篇，大书“粤若稽古”四字，则其文经孔氏删述，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三代之盛，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于今可考者，莫尚于六艺。而六艺之中，莫要于《尚书》。陈石遗先生《石遗室论文》曰：“《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以史学论。后世之天官书，律历志，本于《尧典》上半篇；职官志本于《尧典》之命官；舆服志、乐书，本于《皋陶谟》下半篇（孔氏分为《益稷篇》）；若地理志、河渠书之本《禹贡》，本纪之本《尧典》，其尤显着者矣。以文学论。曾湘乡之杂抄，分记载、诰语、着述、辞赋四类。窃以为记载、诰语、二类，为用最广。《尚书》之典谟，则传状碑志所自；《禹贡》、《金縢》、《顾命》，皆记事体。《召诰》、《洛诰》，虽中多诰语，而首尾实记事体。《顾命》惟韩昌黎曾学之。《金縢》则开后世纪事本末之体。奏议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谟》、《洪范》、《无逸》、《召》、《洛》二诰，而《皋陶谟》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别无他事。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赠，而实本《君奭》。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则隔异地而相与言，亦其类也。序跋于《易十翼》，《书序》，《诗序》，《射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祭文于《武城》、《金縢》之祝词。鲁公之诔贲父，哀公之诔孔子，皆见于《檀弓》。而《周礼》大祝作六辞，六曰诔，则周初已有之矣。”观此可知后代文体，皆源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尧舜；称尧之为君，“唯天为大，焕乎其有文章。”又称“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尧典》、《皋陶谟》，非当代之文字，不能论列耳。至禹之治水，则治化益隆。林传甲云：“禹之治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汉唐之盛，其版图不过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产，实出于阗（自注：汪士译之说如此），故贡道浮于积石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若水，今为居延，南海黑水，今为澜沧（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蒙古，青海，西域，卫，藏，缅，越诸地，皆禹迹所至也。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以蒲坂为枢，则《禹贡》荒服，东起辽东朝鲜，南至闽粤，西讫澜沧，北至克鲁伦河，为邹徵君《禹贡》五服地图所本。纪晓岚讥文贞为闽人，不自外于禹域；则好为奇论，而不晓度数也。呜呼，槃槃大陆，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达淮泗，禹不但以治河为事，且发明航海之学焉，三苗之伐，为汉族拓殖民地也。”（《中国文学史》）大禹治水之功，诸子百家所共称，必非无稽之谈。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非如后世之固定；其所归化者，亦非如后世之统一。故古代之国字为“或”字。《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国界，或大或小，或东或西，不如后世之确定也。《禹贡》版图，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归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于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皆不足信，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于《禹贡》一书，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如《甘誓》。
禹贡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乌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济南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浮于汶，达于济。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乌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荡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荡，齿革羽旄，惟木，乌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旄齿革，惟金三品，栝柏，砺砥丹，惟楛。三邦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几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道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乌鼠。原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道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乌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道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至于大；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乌鼠洞穴，东会于澧。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此实一篇记水之文，其文字于极参差不齐之中，寓有极整齐排偶之笔。如起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奇笔也。结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亦奇笔也。及篇中“作十有三岁乃同”等句，皆奇笔也。而每州之起则云：
冀州
济河惟兖州。
海岱惟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扬州。
荆及衡阳惟荆州。
荆河惟豫州。
华阳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其每州之末则云：
夹右碣石，入于河。
浮于济漯，达于河。
浮于汶，达于济。
浮于淮泗，达于河。
浮于江海，达于淮泗。
浮于江沱，潜于汉，逾于洛，至于河。
浮于洛，达于河。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其每段中用厥字之排句者如云：
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冀州
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
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青州
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惟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徐州
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上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荡，齿革羽毛旄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仄，厥包橘柚锡贡。扬州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旄齿革，惟金三品，椿干栝柏，砺砥丹，惟苦，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荆州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厥篚纤纩锡贡磬错。豫州
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赋下中三错，厥贡镠铁镂银镂磬，熊罴狐狸织皮。梁州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雍州
凡若此类，可谓极参差，亦可谓极齐整；有奇句，亦有对句。倘古文家而选经也，固不可遗此篇；倘骈文家而选经也，亦不可遗此篇矣。此篇称禹，不称禹为帝，是在禹未为帝时，唐虞之史所记也，然则此篇其唐虞最古之文欤。《石遗室论文》曰：古人文字虽简质，然有骨必有肉，无单纯用骨者。《禹贡》为地理书，如今人之水道提纲，可矣。青州则曰“海物惟错”，曰“铅松怪石”，徐州则曰“惟土五色”，曰“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曰“泗滨浮磬，珠暨鱼”；扬州曰“阳乌攸居”，曰“筱荡既敷”；曰“厥贡包橘柚锡贡”；荆州则曰“九江纳锡大龟”；雍州则曰“终南惇物，至于乌鼠。”虽主贡品，然多不急之务，可以不宝远物者。但以前民用，以开民智，可资博物，不比伪托之《山海经》也。后世《水经注》一书，《桑经》只言水道，《郦注》则于湘水言“帆随湘传，望衡九面”；于水言“庞士元司马德操所居望衡对宇”；于河水言“过于夏石室”；皆不肯过于枯寂，亦其理也。
柱谓《禹贡》一篇，实后世一切地理书、水道志之所本，而未有及其工丽者。惟《周礼·职方氏》仿其文而变化之，虽不能谓相伯仲，庶几善继而善变者焉。今录之以相比较，且以见文章之源流焉。
周礼·职方氏
职方氏掌天下之困，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颖、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荥洛，其浸波、溠，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卢、维，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禹贡》多用厥字为排句，《职方氏》则专用其字为排句；《禹贡》每州长短参差，《职方氏》则每州长短极齐整矣。然若有选文者，则《禹贡》骈散均可入选，而《职方》则惟宜入于散文矣。
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子惟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正，女不共命。用命，赏千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女。
此文为后世誓师文之祖。《史记·夏本纪》云：“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则《甘誓》真当日誓师之词，而夏史录存之者也。其文奇偶互用，简而有法，后人为之千百言，逊其严肃矣。
其后汤之伐夏作《汤誓》，武王伐纣作《牧誓》，均效其体。今附录于后，既以见文章之流变；亦以见文体既同。虽古之圣人亦不能禁其相似也。
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女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事而割正？’予惟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女。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女，罔有攸赦。”
牧誓
时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于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不勖，其于尔躬有戮！”
《大戴礼》有《夏小正》一篇，为记岁时之书，当亦传自夏代者，古代阴阳家文之仅存者也。文繁今不录。
要而论之。孔子之称禹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庄子·天下篇》）此禹勤苦之精神，牺牲一己之幸福，以求国家与民族之安全，其功绩最为伟大，故《禹贡》一篇，遂为千古最伟大之文章焉。
殷代散文
林传甲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夏邑不纲，治化不行，汤之吊伐，既异于尧舜让善，亦异于禹启传家，为王者受命之创例。殷商新政，必有可观。商人尚质，记载多略。柱谓殷之记载，见于《史记·殷本纪》者，有《汤征》、《女鸠》、《女房》、《汤誓》、《典宝》、《夏社》、《中》、《作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训》、《沃丁》、《咸艾》、《太戊》、《原命》、《盘庚》、《高宗训》等。连《尚书》所载《微子》等篇，数实不少。惜所存者今惟《尚书·汤誓》一篇，《盘庚》三篇，《高宗肜日》一篇，《西伯戡黎》一篇，《微子》一篇，共七篇而已。史公作《殷本纪》，至专以书名为章法，亦可见殷文之盛也。”
盘庚上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绥四方。”盘庚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于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婚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老侮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史记·殷本纪》云：“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施，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咸遂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据此则盘庚三篇，乃盘庚死后其臣本于国史所书。追而述之，以讽时王及民众之辞。
韩昌黎进学解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盘庚三篇之难读，盖自古已然矣。吾师唐蔚芝文治先生云：“首四节为民之矢言，一篇总冒。（据江魏姚三家说为正，或作盘庚言者非）第五节集众于庭，为一篇筋骨。六节‘王若曰’以下，乃盘庚代阳甲之辞。篇中以古我先王双提，至为郑重。以下文势已乃益开展，复用汝尔予三字盘旋作线索，文气乃益紧。古书中善辩喻当以此篇为权舆。曰‘若颠木’，‘若观火’。‘若网在纲’，‘若农服田’，‘若火之燎于原’，‘若射之有志’，六若字极分明。而‘惰农自安’数句穿插其中，更有趣味。”
柱按原《盘庚》三篇之所以难读，实以多用方言及通假字之故。由此可见今人主张方言白话及别字为文之不足以行远也。《说文》叙曰：“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而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尝谓秦之罪虽大，其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厥功实最伟。汉后所用之字，虽非李斯之小篆，然亦多由小篆而变也。今吾国各省州县之方音，画然不同，俨如异国，识者正患之，欲提倡国语以统一语言，而方叹其收功之晚。然语言虽异，其所赖以收统一之功者，幸有文字之统一耳。今若以方言白话及别字入文，则彼邑一方言，此邑一方言；甲书一别字，乙书一别字；若是其势不特各省异文，各县异文，且将人人异文而后已。是他日分裂中国为无数不同文字之小国者，必自提倡方言别字之说始矣。谓余不信，则《盘庚》三篇其小小之例证也。今《盘庚》三篇虽存，能读之者几人乎？
《尚书》所载殷文之外，《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天乙》三篇，然皆已亡，疑皆当为散文。其小说家之《伊尹》二十一篇，《天乙》三篇，又疑皆后人所假托也。
周初散文
《记》曰：“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观上二章所述质忠之世，其文已如此，况周代尚文之世乎？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周代治化之尚文，可知也。然则周代文学之盛，殆基于周初矣。文王之文，《易》《象辞》外鲜有足征者。《象辞》为韵文，今亦不论。若周公之着，则《尚书》之中，先儒所指以为周公所作者，曰《牧誓》，曰《金縢》，曰《大诰》，曰《多士》，曰《无逸》，曰《立政》，曰《康诰》，曰《梓材》，曰《召诰》，曰《洛诰》，凡十篇。唐蔚芝师则以《金縢》为册祝之辞，并非周公所自作，以其无自誉之理也。至于《大诰》、《康诰》、《无逸》、《立政》诸篇。则谓其忠厚恳挚，至诚感人，所以靖一时之变乱，垂八百年之丕基，胥在于此。则其情文之盛可知矣。师又谓《大学》引《康诰》之辞最多，曰“克明德”，曰“作新民”，曰“如保赤子”，曰“惟命不于常”，虽未赅《康诰》全篇之谊，可见《康诰》篇为古圣贤所常诵之书。今录之如下。
康诰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女小子封，在兹东土。”王曰：“呜呼！封，女念哉！今民将在祗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远惟商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王曰：“呜呼！小子封，恫乃身，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哉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女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女封。又曰劓人，无或劓人。”王曰：“外事，女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王曰：“女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女封。乃女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己！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罔不憝。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樊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己！女乃其速由，兹义率杀。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监，告女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厥。惟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女瑕殄。”王曰：“呜呼！肆女小子封，惟命不子常，女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诰，女乃以殷民世享。”
此文气象宏阔，纬络万千。全篇以天命民三字为枢纽，意以谓天之所命，即在于民，实为儒家之保民政治哲学之所本。惟篇首四十八字，当从吴汝纶说，定为《大诰》篇末之错简耳。
此外《仪礼》《周礼》，先儒亦以为周公之书。《仪礼》一书，自韩昌黎已苦其难读，然亦赏其奇辞奥旨。《周礼》一书，文既整丽，尤多奇字，兹以限于篇幅，不复录焉。
《周礼》至汉，缺《冬官》一篇，汉儒以《考工记》补之，最为得宜。陈澧云：“《考工记》实可补经，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记者以一人而尽谙众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记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视之。惟其卑视工事，一任贱工为之，以致中国之物，不如外国，此所关者甚大也。”柱谓由《考工记》观之，可知周初以前甚重工业，史官多精此学。不然执笔者必不能为此文也。
《石遗室论文》云：“《考工记》为古今奇文，种种工作，不离乎数目字，而审曲面势，说来但觉其造句巧妙，绝不觉数目字多，数目字之重复。卢人匠人，每节用凡字提起，有接至六七者。《乐记》亦然。慌氏叠用而某之而某之至于六七。梓人为笋虡，先五叠某者某者，后又六叠以某鸣者以某鸣者。皆文理之各种结构处。最后弓人一职，尤为精微。”柱按此言是也。而柱最喜轮人为轮一类。
轮人（节录）
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轮敝，三材不失职，谓之完。望而视其轮，欲其尔而下迤也；进而视之，欲其微至也，无所取之，取诸圜也。望其辐，欲其尔而纤也；进而视之，欲其肉称也；无所取之，取诸易直也。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视之，欲其帱之廉也；无所取之，取诸急也。视其绠，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龋，则轮虽敝不匡。
此记制轮之事，为最机械，最无情之事，而写出工人之为，欲其器之工之情，跃跃如见。可见题材有文学情绪与否，实视作文者主观而异。古今之文人，多不知机械之学，故以机械为无情；而究机械之学者，又无文学之情绪，彼自视其身亦无异于机械也。故机械之为物，遂似终于文学抵牾耳。今若使文学家能精究机械之学，则其视机械之轧轧而鸣，岂遽不如秋虫之唧唧而鸣，足以入诗人之吟咏哉，观《考工》之记制器，情文俱至，可为例证矣。
周初散文存于古文《尚书》者，尚有《大誓》、《武成》、《洪范》、《旅獒》、《君奭》、《多方》、《顾命》、《康王之诰》等，文皆美茂。若《汉书·艺文志》，道家尚有《太公》二百三十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墨家有《尹佚》二篇。小说家有《鬻子说》十九篇。其书皆已亡。《鬻子说》疑亦后人所托。
要而论之，周之四诰《酒诰》《召诰》《洛诰》《康诰》，文体诘诎，实仿自殷之《盘庚》；而《周礼》五官及《考工记》之整饬，实又本于虞夏之《禹贡》，此文体之嬗变，尚可考者也。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春秋时代）
总论
春秋时代之文学，要以孔子、老子、左丘明三人为大宗师。而孔子尤为前后之枢纽。盖春秋以前，治化之文莫盛于六艺，而孔子实删订之。是集春秋以前治化之文之大成也。孔子赞《周易》，为作《十翼》，多精微之哲学。今之《十翼》虽未尽为孔子原本，然亦必多出于孔子。《论语》一书，为孔子弟子记孔子与门弟子及时人问答之言，皆多鼓吹学术之说。孔子之文言，老子之五千言，尤多骈偶之笔，已为后人骈文之先河。其有学无位，不能见诸治化，专以阐明学术为务，又为春秋战国诸子为学术而文学之先河。孔子作《春秋》，左丘明据《鲁史》作《传》，又为后世史家之先河。此三人者，其文学皆承前启后，于吾国之学术与文学，最有关系者也。
学术大师孔老之散文
孔老之学，同本于《易》。《易》言天地、阴阳、吉凶、祸福，皆两端相对者。孔子则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老子则审其两端而用其反。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又曰：“与道反矣，乃至大顺。”孔子最重礼，曾问礼于老子，则老子之深，于礼可知。深于礼而薄礼，正其用反之道。其少言礼，正孔子罕言命与仁之比也。
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夏殷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子。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百篇，及至孔子，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彬彬矣。’”
文言（节录）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建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此文时用韵语，且多偶句。阮元据之作《文韵说》及《文言说》。大旨谓必用韵用偶而后可以谓之文。其说盖因后世古文家屏骈俪之文为不足以语于古文，故务为力反其说也。
孔子之着作，以《春秋》最为重要。《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约其文辞而旨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明，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盖《春秋》之书，正名之书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春秋》正名之要，于此知之矣。大之伦类之大名，小之则物类之先后，无所不慎。僖十六年《经》曰：
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
《穀梁传》曰：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六鶂退飞过宋都，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
《公羊传》曰：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填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
其于言之无所苟如此。故太史公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汉大儒之重视《春秋》如此。
然世之古文家以反对《公》《谷》之故，遂倡言孔子不修《春秋》。孔子之《春秋》无微言大义。不过一本《鲁史》旧文而已。不知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明谓孔子未修之《春秋》，则与晋《乘》楚《杌》相类。孔子修之则有微言大义矣。荀子曰：“《春秋》约而不速。”夫《春秋》既约矣，而何以不速？非以微言大义之难通而何？
《春秋》最重攘夷狄与大复仇之义。自《春秋》之学不讲，而夷夏失防，认贼作父，几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宋之岳飞、文天祥，皆精《春秋》之学。故攘夷之决心最烈。此不可不知也。
老子《史记·老子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太史谈《六家要旨》论道家云：“其事易为，其辞难知。”此最可以为老子书之定评。“其事易为”，谓秉要执中，无为而无不为也。“其辞难知”，则谓其辞涵义宏博，非可以一说尽也。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世之读《老子》者，只知其守雌一句，而忘却其知雄一句，故由其说遂为积弱之国也。不知老子知雄则必努力自求为雄，而所以守雌者不自以为雄而自以为雌耳。又如大智若愚，世之读者但以为真求愚而已，而不知注意一若字。若注意一若字，则当知老子之必力求为大智，愈智而愈不以智自居，故曰若愚也。
《老子》全书对偶最多，此岂有意作对仗哉？以其学理本如此耳。
《文言》与《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为骈文之祖可耳。至于用韵则诸子之论文亦往往有之，亦仍不得即谓为韵文也。
第三节 史传家左丘明之散文
《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必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贤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执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书。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由此观之，孔子之《春秋》，为继前古之史，而左氏之《传》，又孔子《春秋》之本事也。公穀二《传》为专解《经》之文，《左氏传》则解《经》之外，并以史证《经》，解《经》而兼为史者也。丘明既为《春秋》作《传》，称为《内传》：又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穆王终于鲁悼，别为《国语》，世称《外传》。唐刘知几分史体为六家，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汉书》家，六家中左氏占二家，则左氏之文体，其关系于文化，为何如邪？
唐蔚芝师云：“《左传》称曰《内传》，《国语》称曰《外传》。顾亭林先生谓左氏采列国之史而作，非出于一人之手。余疑《内传》为丘明所编辑，《外传》则采自列国，未加删削者也。夙好以《左氏传》与《公》、《谷》二传互相比较，如左氏郑伯克段于鄢一段，宜与《穀梁传》对较；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一段，宜与《穀梁传》晋杀其大夫里克对较；晋灵公不君一段，宜与《公羊传》对较。悟其文法之各异，而文思文境，乃可日进。又好以《内传》与《外传》参考，如《外传》‘管子论轨里连乡之法’、‘敬姜论劳逸’、‘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诸篇，皆为《内传》所不载；而一则波澜壮阔，一则丰裁严整，一则细语喁喁，委婉入听，均各擅其胜。又如晋文请隧，襄王不许，《内传》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仅三语，懔乎其不可犯；而《外传》则衍成数百言，负声振采，琅琅铮铮，有令人不厌百回读者矣。惟吴越语气体句调均属萎黹，疑与《内传》末载智伯事相同，为后人附益。司马子长曰：‘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又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然则二书之当并重无疑。”
柱谓《左传》体奇而变，其流为《太史公书》；《国语》体整而方，其流为班氏之《汉书》。今录僖公二十三年《左传》记晋公子重耳出亡事与《国语》、《晋语》所记为比较如下：
左传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
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飨置壁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国语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休以择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着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吾不适齐楚，避其远也。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齐侯长矣，而欲亲晋。管仲殁矣。多谗在侧，谋而无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择前言，求善以终。餍迩逐远，远人入服，不为邮矣，会其季年可也，兹可以亲。”皆以为然。
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遂适齐。
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而已矣，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叛齐。子犯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言于公子曰：“从者将以子行，其闻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从之，不可以贰，贰无成命。《诗》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先王其知之矣，贰将可乎？子去晋难而极于此。自子之行，晋无宁岁，民无成君。天未丧晋，无异公子，有晋国者，非子而谁？子其勉之。上帝临子，贰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诗》曰：‘莘萃征夫，每怀糜及，夙夜征行，不遑启处，犹惧无及。’况其顺身纵欲，怀安将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处，人谁获安？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从怀如流，去威远矣。故谓之下，其在辟也，吾从中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弃之，不亦难乎？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君国可以齐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乱不长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公子弗听。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宁庄子言于公曰：“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国无纪不可以终，民无结不可以固，德无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弃之，无乃不可乎！晋公子，善人也，而卫，亲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图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将在武族。苟姬未绝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晋实昌，晋胤公子实德，晋仍无道，天祚有德，晋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复而修其德，镇抚其民，必获诸侯，以讨无礼。君弗蚤图，卫而在讨，小人是惧，敢不尽心。”公弗听。
自卫过曹，曹共公亦不礼焉。闻其骿胁，欲观其状。止其舍，谍其将浴，设微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言于负羁曰：“吾观晋公子贤人也，其从者皆国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晋国。得晋国而讨无礼，曹其首诛也。子盍蚤自贰焉？”僖负羁馈置璧焉，公子受飨反璧。负羁言于曹伯曰：“夫晋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礼焉？”曹伯曰：“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谁不过此。亡者皆无礼者也，余焉能尽礼焉。”对曰：“臣闻之，爱亲明贤，政之于也；礼宾矜穷。礼之宗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国君无亲，以国为亲。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实建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废亲。今君弃之，不爱亲也。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从之，可谓贤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贤也。谓晋公子之亡，不可不怜也；比之宾客，不可不礼也。失此二者，是不礼宾，不怜穷也。守天之聚，将施于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阙，玉帛酒食，犹粪土也。爱粪土以毁五常，失位而阙聚，是之不难。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公弗听。
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谋。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贾佗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
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久约而无衅。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离外之患，而晋国不靖，二也。晋侯日载其怨，外内弃之。重耳日载其德，狐赵谋之，三也。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若亲有天，获三祚者，可谓大天。若用前训，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若资穷困，亡在长幼，还轸诸侯，可谓穷困，弃此四者，以徼天祸，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弗听。叔詹曰：“若不礼焉。则请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听。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享之，九献，庭实旅百。公子欲辞，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飨之，亡人而国荐之，非敌而君设之，非天谁启之心。”既飨，楚子问于公子曰：“子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公子再拜稽首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旄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又何以报？”王曰：“虽然，不穀愿闻之。”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请杀晋公子，弗杀，而反晋国，必惧楚师。”王曰：“不可。楚师之惧，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杀之何为？天之祚楚，谁能惧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无令君乎。且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子玉曰：“然则请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诗》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邮之也。夫邮而效之，邮又甚焉。效邮。非礼也。”于是怀公自秦逃归，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币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挥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囚命。秦伯见公子曰：“寡人之适此为才，子圉之辱，备嫔嫱焉。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非此则无故，不敢以礼致之，欢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听。”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齐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谓子犯曰：“何如？”对曰：“将夺其国，何有于妻，唯秦所命从也。”谓子馀曰：“何如？”对曰：“《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人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将婚媾以从秦，受好以爱之，听从以德之，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归女而纳币，且逆之。他日，秦伯将享公子，公子使子犯从。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使子馀从。秦伯享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子馀相如宾。卒事，秦伯谓其大夫曰：“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华而不实，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济，耻也，耻门不闭，不可以封，非此，用师则无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馀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馀使公子赋《黍苗》。子馀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馀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
内外传文体繁简之异，观此可略睹一斑矣。近世今文家或有以《左传》为刘歆本《国语》而编次以附于《春秋》者，不知左氏文体，剪裁严密，尚有非司马氏所及者，何论子峻？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战国）
总论
春秋以前之文，皆治化之文也。何也？其治化即学术，学术即治化也。凡传于今之文，皆左史、右史之遗也，皆当时治化之迹也。故曰六经皆史也。自孔老以后，学术始由官守而散于于学者。于是战国诸子，始各以其学术鸣。其所为文莫非鼓吹学术之作。即屈平之《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亦思以其学术救时者也。故此时代之文学，可谓为学术而文学，非为文学而文学者也。昭明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也。然文学者，学术之华实也。有诸中者形诸外。故此一时代为吾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而亦为吾国文学最灿烂时代。
论诸子之学之所以兴者有三：一曰：本乎古学，二曰：原乎官守，三曰：因乎时势。《庄子·天下篇》云：“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而备世之患。古之道术有在于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悦之，不累于俗，不于物，不拘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而风而悦之。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而风而悦之。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悦之。”此本乎古学之说也。《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此原于官守之说也。《淮南子·要略》云：“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命，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濡不给挖，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亡归猎射，好色无辩，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五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至，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申子者，韩昭釐之佐，韩晋别国也，地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命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是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此因乎时势之说也。合此三者，其言乃备。而近人或专主时势之说，而非官守之言，然《汉志》又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则诸子之学，关于时势，班氏亦非不知之，而必原于官守者，古学在于官守，诸子之学，不能无其原也。
阐班氏时势之说者，有刘师培，其言曰：“班氏之言曰：‘时君世主，好恶无方，是以九家之说，蜂起并出。’由《班志》所言观之，则诸家学术，悉随时势为转移。昔春秋时，世卿擅权，诸侯力征，故孔子讥世卿，恶征伐；墨子明尚贤，着非攻；皆救时之要术，而济世之良模也。虽然孔墨者悲天悯人之学也、殆其说不行，有心人目击世风日下，由是闵世之义，易为乐天，如庄、列、杨朱之学是也。及举世浑浊，世变愈危，忧时之士，知治世之不可期，由是乐天之义，易为厌世，如屈宋之流是也。而要之皆周末时势激之使然，虽然此皆学术之凭虚者也。有凭虚之学，即有征实之学。战国之时，诸侯以并吞为务，非兵不能守国，由是有兵家之学。非得邻国之援助，则国势日孤，由是有纵横家之学。非务农积粟，不能进攻，由是有农家之学。是则战国诸子，皆随时俗之好尚，以择术立言。儒学不能行于战国，时为之也。法家兵家纵横家行于战国，亦时为之也。古人谓学术可以观时变，岂不然哉？”《国学发微》
诸子之学，虽出于官守，亦自不能尽同于官守。章学诚曰：“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刘班叙九流之源，每云出于某官，或云某某之守，是也。古者治学未分，官师合一，故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然世世师传讲习讨论，则有具于节而不必尽于书者，犹今官司掌故，习见常行，不必转注传授，繁言曲解，其一端也。又有精微奥义，可意会而难以文字传者，犹今百司执事，隐微利弊，惟亲其事者知之，而非文案簿书所具，又一端也。至于周末治学既分，礼失官废，诸子思以其学用世，莫不于人官物曲之中，求其道而通之，将以其道易天下，而非欲以文辞见也。故其所着之书，则有官守旧文，与夫相传遗意，虽不能无失，然不可谓全无所受也。故诸子之书虽极偏驳，而其中实有先王政教之遗，惟所存有多寡纯驳之不同，而其着书之旨，则又各以私意为之。盖不肯自为一官一曲之长，而皆欲即其一端以易天下，故庄生谓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是也。”（《驳汪中〈墨子序〉》）
论诸子之文者，则以刘彦和为最简当，其言曰：“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釆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着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釆，而辞气之大略也。”（《文心雕龙·诸子篇》）
诸子之文，原于六艺，故班氏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短蔽，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也。”然诸子之文，其原既远，其流亦长。汉之董仲舒刘向，儒家兼阴阳家之文也。晁错、赵充国，法家兼兵家之文也。司马谈迁父子，道家兼史家之文也。徐乐、严安，纵横家之文也。杨王孙，墨家之文也。淮南子，杂家之文也。刘师培曰：“韩李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欧曾继之，以文载道，儒家之文也。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核刻深，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立言不朽，此之谓与。近代以还，文儒辈出。望溪姬传，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叔子昆绳，洞明兵法，推论古今之成败，叠陈九土之险夷，落笔千言，纵横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安吴之文，洞陈时弊，兵农刑政，酌古准今，不讳功利之谈，爰立后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词源横溢，简斋之作，逞博矜寄。若决江河，一泻千里，此纵横家之支派也。雍斋于庭之文，杂糅谶纬，靡丽瑰奇，此阴阳家之支派也。大绅台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此道家之支派也。维崧瓯北之文，体杂俳优，涉笔或趣，此小说家之支派也。旨归既别，夫岂强同，即古文所谓文章流别也。惟诗亦然。子建之诗，温柔敦厚，近于儒家。渊明之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康乐之诗，琢磨研炼，近于名家。太冲之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讽咏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诗家专集，浩如渊海，然诗格既判，诗心亦殊。少陵之诗，倦怀君父，希心稷契，是为儒家之诗。太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襄阳之诗，逸韵天成；子瞻之诗，清言霏屑，是为道家之诗。储王之诗，备陈穑事，追拟《豳风》，是为农家之诗。山谷之诗，峻厉倔强，为西江之冠，是为法家之诗。由是言之，辨章学术，诗与文同矣。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六朝之士，崇尚老庄，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隋唐以来，以诗赋为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说家言。宋代之儒以讲学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时，学士大夫多抱雄才伟略，故明末之文，多纵横家言。近代之儒，溺于笺注训故之学，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虽集部之书，不克与子书齐列，然因集部之目录，以推论其派别源流，知集部出于子部，则后儒有作，必有反集为子者，是亦区别学述之一助也。”《论文杂记》
阴阳家之散文
《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氏谓不可失者即羲和官守之学也，是阴阳家之原也。司马氏谓使人拘而多所畏者，即班氏所谓拘者之学也，是阴阳家之流也。《尚书·尧典》叙羲和一节，即古史记阴阳家之学者也，阴阳家最古之文也。庄周曰：“《易》以道阴阳。”然则《易》者本阴阳家之学也，孔子赞之，为作《十翼》，则以伦理说《易》，由阴阳家之神道设教，一改而为儒家之人道设教矣。故今之《周易》，乃孔子之《易》，非阴阳家之《易》矣。《连山》《归藏》，今不传，斯其阴阳家之《易》乎？《汉书·艺文志》所列阴阳家之书，如宋司星子韦，公祷生终始之类，今皆不传。然《大戴礼》之《夏小正》，《小戴礼》之《月令》，疑皆古代羲和官守之学，阴阳家正宗也。《太史公》书之《天官书》，《汉书》之《五行志》之类，其皆阴阳家之流派乎？兹节录《月令》及《天官书》于后，以见一斑焉。
月令（节录孟春之月）
小戴礼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水、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邱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麝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飙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天官书（节录）
史记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曰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嬴，退舍曰缩。嬴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岁早，水；晚，旱。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其岁大水。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应见轸，曰青章。岁早，旱；晚，水。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应见亢。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应见房，岁早，旱；晚，水。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应见箕。
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日为长王，作作有芒。国其昌，熟谷。其失次，有应见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丧，民疾。
阉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
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起师旅，其率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其失次，有应见娄。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应在昴。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应见参。
当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
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长四尺，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长四丈，末兑，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国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迎角而战者不胜。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岁星入月，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其野有破军。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
《天官书》虽成于司马谈父子，然其所采，疑本于司星子韦之徒者也。其纪天空之光景，真千古奇文。今日天文学之发明，已大非昔比，倘有能文者为记述，其文章之彪炳陆离，更当何如邪？
墨家墨子之散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庄子·天下篇》云：“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己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稿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墨子文之内含也。若其外式，则最注重名学，与公孙一派专以名家着名者相为敌论，盖彼欲藉正名实以离名实，离名实以破名者也；而墨则反是，其目的乃欲正名实者也，故名家者流之名学，玄学之名学也；墨家者流之名学，实用之名学也。今录《小取篇》于后：
小取篇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第一章）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二章）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第三章）
失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比而非之，无也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读书，非读书也，好读书，好书也。且斗鸡，非斗鸡也。好斗鸡，好鸡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寿，非夭也。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众非之，无也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千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于国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问人之病，问人也。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马之目眇，则为之马眇。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白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第四章）
此篇分为四章，第一章总论辩，第二章论论式之组织，第三章论辟侔援推四物常偏不常偏之理，第四章专论侔辞以为辩之应用。谭戒甫所谓前三章多论术，为始条理之事，后一章多论学，为终条理之事也。
由《小取篇》以观墨子之辩学，可谓已窥一斑。通此以读墨子之书，奥者如《墨经》已得其门径，衍者如《天志》、《兼爱》诸论，亦已得立论之主旨矣。《汉志》墨子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而已。
《墨经》大为近世所重，然章炳麟云：“孔子正名之术，即《荀子·正名篇》所说，领录大体，而未尝琐细分辨也。《墨经》上下，虽与惠施、公孙龙以辩服人之口者异意。然不论制名之则，而专以义定名。夫散名之施于人事物理者，其义无涯。《墨经》上下约二百条，既不周遍，又无部类，是何琐碎之甚？且如云：‘平同高也。圜，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欢也。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闲虚也。监鉴而立，景到，景不徏，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若斯之类，今人谓与形学物理学合。然圜方觚椭勾股亭锥之属，为形众多，物理亦不可殚说。今但掎摭数事，孑然不周，只见其凌杂耳。于制名之枢要，盖绝未一窥也。按《三朝记·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子曰：不可，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夫奕固十棋之变，犹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墨经》之说，正当时所谓小辨者。墨去哀公未久，又是鲁人，盖承用其说，加以补缀耳。庄生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异同之间，杨墨是已。’然则杨朱亦学小辨，非独墨氏也。墨家至汉不传，然后汉季宋诸贤，行过乎俭，其道大觳，则墨亦并入于儒矣。其尊天敬鬼之义，散在黄巾道士，刘根作《墨子枕中记》、《神仙传》，封衡有《墨子隐形法》一篇，刘博、刘政皆治墨术，能使身成火，没入石壁，隐三军为林木，流为幻师矣。”
儒家孟荀之散文
继孔子之后，于战国之世为儒家之大作家者，当以孟荀二氏为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王劭本衍人字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据此则孟子之书，本孟子与万章之徒合作，非无孟子之文，而亦非尽孟子之文，虽非尽为孟子之文，而亦不能不谓为孟子之书也。
清人吴敏树云：“余读孟子之书，窃窥其所学，大要以性善践形为本，以集义养气为功。其推而出之为先王不忍人之政，本末终始，条列秩然。其于当时纵横形势之说，坚白破碎之辨，皆未暇诘难，独辟杨墨以正人心，黜言利好战之徒而崇王道。其言皆关万世之患，愈久远而益信。然使以孟子之道，而他人为之书，将不胜其迂苦拘阂，深眇奥极，而天下后世卒莫知其所指也。今而读孟子之书，如家人常语然，岂不以其文之善乎？然则所谓文以明道者，必如孟子而可焉。不然，吾恐道之未足以明而或且幽之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自孟子外，荀卿之书最善，然文繁而理寡，去孟子固远矣，微独其道之多疵也。余喜学古文。古文之道由韩子。韩子推原孟子。故余于孟子之文尤尽心焉。然自宋以来儒者益尊孟子，而近代用以课文造士，学者讲而熟之，且急于诸经，以是愈不知读《孟子》。余惧乎是。故别钞为书面时省诵焉。其章句合并数处微有异。章首孟子曰字皆置去不在录，意其旧当然。”（《孟子别钞后》）吴氏之说，诚有卓识。
孟子之文下开韩昌黎，而上则实承《论语》，如《论语》云：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篇》）
《孟子》本之则云：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又如《论语》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而《孟子》本之则云：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万章篇》）
又云：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万章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而卒。”史公于论荀卿着书，提出一疾字，而于孟子则否，此荀卿文之所以异于孟子者也。《汉志》，《荀卿》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谓当作三十二篇。
荀卿之文下开李斯、韩非，而亦上承《论语》，如《论语》，云：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
又云：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又云：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
而《荀子》首篇为《劝学篇》则云：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千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子无祸。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与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萌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滕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荀子》此文自首至“所立者然也”，言“学不可以已”，即发挥“学而时习”之义；自“蓬生麻中”至“君子慎其所立乎”，即发挥有朋之义；又“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及“古之学者为已”等语，即发挥“人不知而不愠”之旨；“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等语，即发挥“博文约礼”之旨。又如《论语》云：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篇》）
而《荀子》本之则云：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修身篇》）
要之，孟子之文富有古文化，为后世之古文家之祖；荀卿之文富有骈文化，为后世骈文家之祖。韩昌黎之抑扬顿挫学孟子，而句奇语重则法荀卿。
道家庄周之散文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汉志》，《庄子》五十二篇，郭象《注》存三十三篇。
《庄子·天下篇》云：“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悦。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由以上两节观之，《庄子》之文体可以见矣。《庄子》之文，说理至精而尤善设譬；如首篇《逍遥游》篇有鲲鹏蜩学之喻，有姑射神人之喻，有大瓠大树之喻，第二篇《齐物论》有人籁地籁之喻，第三篇《养生主》有庖丁解牛之喻，均以至浅之设譬，说至精之哲理者也。
齐物论（节录）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号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此节涵义最深。兹略说之以见其文意之妙。
人籁如箫管，地籁如众窍，以喻物各有是非；天籁则视之而不见其孔窍，听之而不闻其声音，以喻天人之无是非也。人籁因乎人事，地籁因乎风生；然所以为声，亦岂能外乎自然。自然者天籁也，天不自有一天，合人地一切诸物以为天。然指人以为天，不可也；指地以为天，亦不可也。天不自有一天，则天籁亦不自有一籁，乃合人籁地籁以为天籁耳。然指群籁之一窍以为天籁亦不可也。以喻人心之各有是非，亦犹人籁地籁之各有孔窍，均各由乎自己，禀乎天籁之所生耳。是非所禀之天籁，亦非别有一籁也。乃合众心众口以为天籁耳。指一家一人之是非以为天籁，亦不可也。必合众口众心而后可以谓之天籁，是齐物论之旨也。然则齐物论者，各还各之是非则不相强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犹人籁地籁各窍之各因其大小之自然，自鸣其声而已。而天人之心之口，则如天籁然，不别为一心一口也。此节真意，世之读者鲜能明之，故其赞叹《庄子》此文之妙者，皆强不知以为知者耳，爰特为释之。
庄子文之美者不可胜举，兹节录《养生主》篇以见一斑。
庖丁解牛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林传甲云：“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文尤奇警；犹孟子之学出于孔子，而文尤奇警也。战国之文恢谲雄伟，虽儒家之纯实，道家之清净，犹不免为习俗所移。庄周识见高妙，性情滑稽，骋其笔锋，神奇变化，匪常情所能测。《荀子·解蔽篇》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洵为定论。然《庄子》之文，亦不一致。闽南郑氏《井观琐言》曰：古史谓《庄子》中《让王》、《盗跖》、《说剑》诸篇，皆后人搀入者。今考其文字体制，信然。如《盗跖》之文，非惟不类先秦文字，亦不类西汉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则有不可晓者。尝观《马蹄》、《箧》诸篇，文意亦凡近，视《逍遥游》、《大宗师》等篇殊不相侔。闽中族人自西仲氏作《庄子园》，仲懿氏作《南华本义》，皆分段加评，逐句加注。西仲之书尤为塾师所重，然近世名臣孙文定、曾文正皆嗜庄子之文，文定《南华通》亦评其起承转合，提掇呼应，使人易晓。世人忌西仲之书，通行海内，多诋其浅陋，不知蒙学课本以浅显为主，固万国所同也。”
为老子之学而前于庄周者有列御寇，《汉志》《列子》八篇注云：“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唯今所传列子，盖非汉人所见本矣，故略而不论。然柳宗元谓观其辞亦可以通知古今多异术，学者亦不可不读也。后世学《庄子》之文者，唯苏子瞻最得其旨，如《赤壁赋》、《超然台记》等是也；近世之张裕钊，亦力追之。
法家韩非之散文
《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此所谓刻者，商鞅韩非足以当之。
《史记·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契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史公于非之着书之故，一则曰疾，再则曰悲，可见韩非着书之动机，与其师荀卿之着书原出于发愤如一辙也。《汉志》，《韩子》五十五篇。
林传甲云：“申、韩之学，本于黄老，盖变本而加厉也。申不害之书不传。观《韩非子·定法篇》，似举申不害、公孙鞅二家之法术合而一之，皆以为未善也。韩非子谓舜之救败，是尧之失；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此老吏断狱深文致罪之辞，韩非子敢施之尧舜，亦奇矣哉。然可以破古人矛之说，亦千古之特识也。《韩非子·八说篇》，凡仁人君子有行有侠之得民者，皆以为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实启秦政坑儒臣杀功臣之端，而韩非子亦不能自免也。历朝党禁，竭天子之力以与匹夫争，彼执法之臣，不得不柔媚以事上，苛察以制下，而刑律因以日繁。韩非之言曰：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韩非子欲息文学而明法度，苟得其志，将尽天下之异己者而诛锄之矣。吾读韩非子之文，吾幸韩非子之不用也。”
又曰：“《韩非子》文之工整而深中事理者，如《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众寡。’《外储篇》云：‘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最恶文学之士，其言曰：‘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数语，亦对伏工整。其譬喻之精妙者，如以肉去蚁而蚁愈多，以鱼驱蝇而蝇愈至。其骈语之古奥者，如椎锻平夷榜檠矫直之类是也。”又曰：“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后世作骈文者于四字句删除虚字，自觉简古矣。韩非之文，如云发囷仓而赈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则深刻而不近情矣。内外《储说》，实连珠体所昉，《淮南子·说山》即出于此；汉班固以后，遂递相摹仿矣。”
柱按韩非子虽为反对文学之人，而其文章实几已无体不备矣。其文之美者不可胜举，《五蠹》一篇可谓洋海大观，《难势》一篇可谓壁立千仞。今录其较短者《难势》一篇于后：
难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于，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任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而螘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治天下，何以异桀之势，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势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乘势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形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未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与无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非此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曰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菜亭苈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此篇分三大段，第一段引《慎子》论势之说，第二段设客难慎子之说，第三段为韩非驳客难而申明慎子之说，段落最为明白。而梁启超《先秦思想史》，乃以客难为韩非之言，连第二段与第三段为第一段，即合两家反对之论以为一人之言，而不知其矛盾也。
后世古文家学法家之文最着名者为柳宗元、王安石，清之吴汝纶亦其次也。
名家公孙龙子之散文
《汉书·艺文志》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此所谓譥者，惠施、公孙龙之足以当之。
《庄子·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陈于物，其涂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此可以见惠施、公孙龙等文体之内容矣。惜乎惠施之书，今已不传。《汉志》，《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唯存六篇而已。其《迹府》一篇，又为后人所为之传略，实存《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共五篇而已。
林传甲云：“《论语》言正名，《中庸》言明辨，衰周诸子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遂成名学一家之言。严子几道译穆勒名学，即同此家数，同此文体。今邓析、尹文皆非原书。惟公孙龙之书较为完备。其书大指疾名器乖实，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马而齐物我，冀时君有悟而正名实。《淮南子》谓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扬子《法言》亦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盖其持论雄赡，实足以与庄列谈空者抗。陈振孙以浅陋迂僻讥之，未允也。其《坚白论》曰：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谓目视石但见其白不见其坚则谓之白石；手触石乃知其坚而不知其白则谓之坚石；是坚白终不可合为一也。其明辨大抵如此。”
公孙龙之文，最为明辨而瘦削，五篇之文绝无华辞，然偶语却甚不少，可见无纯粹散而不骈之散文也。今录《白马论》一篇于后：
白马论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白马非马。”
公孙龙子之书最为难读，故学其文者绝少，惟六朝范缜沈约等之论难神灭，最为上首。
杂家之散文
《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张尔田申论之曰：“杂家者宰相论经邦之术，亦史之支裔也。古代宰相，实维三公。郑康成注《尚书大传》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通职名，无正官名。’汉《百官表》曰：‘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不以一职为官名。惟其无正官名，而又职司议政，故汉隋两志均称之为议官。议官之道，上以佐理天子，知国体之有此，下则总统百官，见王治之无不冠。道家为天子南面之术，儒墨名法为百官典守之遗，是故杂家无不归本于道家，又无不兼儒墨合名法。昔高诱序《吕氏春秋》曰：‘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而序《淮南》则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着，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是则杂家之宗旨，古人已先我论定矣。（中略）然则杂家之为术也，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进退百家以放之乎道德之域，真宰相之所以论道经邦者也。岂后世子钞子纂之流同类而等视哉？彼以集众修书，杂糅不纯为杂家，盖失之矣。”（《史微·原杂》）然则杂家之文体，盖杂合众议而折衷于道家君人南面之术者也。古杂家之书，惟《吕氏春秋》最为完备，在汉有《淮南子》，皆招致宾客辩士所作者也。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庄襄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是时有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着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汉志》，《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谓十二纪、八览、六论也。沈钦韩云：“十二纪纪各五篇，八览览各八篇，六论论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览少一篇。”兹录《吕氏春秋》一篇，以见文体焉。
贵生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
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揜耳，电则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此盖衍道家贵生之旨者也。包世臣云：“文之奇宕至韩非，平实至吕览，斯极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于荀子。盖韩子亲受业而吕子集论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实而内奇宕，其平实过孟子，而奇宕不减孙武。然甚难学。不如二子之门径分而涂辙可循也。蒯通、贾生出于韩，晁错、赵充国出于吕；至刘子政乃合二子而变其体势，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内平实，遂为文家鼻祖。盖文与子分，自子政始也。（中略）夫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爱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兴酣韵流，多近韩；序述话言，如闻如见，则入吕尤多；淄渑之辨，固非后世挦扯规抚者所能与已。子厚《封建论》，永叔《朋党论》，推演《吕览》数语，遂以雄视千秋。”包氏可谓能读吕氏书者矣。汉之《淮南子》，体例同吕，而文辞益雄丽矣。
纵横家苏张之散文
《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汉书·艺文志》云：“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班氏推原纵横家出于古行人之官，是也。古行人之官，必通诗。章学诚曰：“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委折而入事情，婉微而善讽也。”（《诗教》上）纵横之词既本于诗，而赋者又古诗之流也，故纵横家之言，实多可谓无韵之赋。章学诚曰：“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诗教》上）其言可谓有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以《国策》《淳于讽齐威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三篇选入辞赋类。姚氏云：“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古文辞类纂》序）由章姚二氏之言观之，纵横家之文，盖与辞赋极相近。无韵之辞赋，即后世骈文家之所自出。则纵横家之散文，与骈文关系之深，可略知矣。
战代纵横家之列于《汉志》者，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蒯子》五篇，今皆不传。然今所传《战国策》，疑皆战国时纵横家之讲稿也。
纵横家之巨子，当推苏秦、张仪，其言存于《战国策》者尤众。
《史记·苏秦列传》云：“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载，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张仪传》云：“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张仪二人行事大抵相类，而张仪尤无耻。然苏秦之言，其于六国亦实有足采者，今节录《韩策》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之文如下：
苏秦说韩王
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甲、盾、铁幕、革执、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与之即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后更受其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
此文写东西南北之形胜，实为《两都》、《二京》之所本。而其言韩之割地与秦云：“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倘六国之君，皆能明苏秦此语，而不以地与秦，则六国之亡，当不若是之速也。为强邻所侵而割地以求苟安者，不可不读此言。
张仪说韩王
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涓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之卒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随千钧之重，基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言曰：‘听吾计则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菀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过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无亡不可得也。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史须以决事。”
韩王曰：“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以苏秦与张仪之言两相比读，则苏秦为理直气壮矣。而六国之君，竟不能久行秦之言而为张仪所卖，则人之不智，狃于目前之安乐，而忽于将来之巨祸，岂不哀哉？
钟鼎文学家之散文
凡研究古代金石文字之学，谓之金石学。研究古代金石文字之学者，谓之金石学家。是二名者后世始有，周秦之前无有也。然古之为金石文者，必有其专家之学。故周秦间之金石文，与诸家之文绝异。即以李斯而论，颂秦功德之作，与《谏逐客书》、《论督责》等文迥殊，几判若二人之作焉。则其文体之不同，自为专家之学明矣。今谥为钟鼎文者曰钟鼎文学家。
钟鼎文类多有韵，故多可谓之韵文；然亦时有不韵者，故亦有可谓为散文者，今择其近于散文者论之。
钟鼎文之有韵者，当与诗文颂体为一类。其长篇时韵时不韵者可称散文，可与《尚书》为一类。吾尝谓《尚书·尧曲》、《皋陶谟》两篇，篇首皆着粤若稽古四字，明为孔子本古史所删述。《中庸》所谓祖述《尧舜》者也。其余如《大诰》、《康诰》之类，多诘诎牙，与后世所传古代钟鼎文极相似，皆当时史氏之文也。
吾尝选汉以后之诗为续风续雅；又尝叹古《尚书》百篇，今只存二十九篇，亡佚者如是之多，既失而不可复得，爰欲选古代钟鼎文之佳者为续《尚书》，先拓其原文，后为释文。则孔壁之《古文尚书》虽不可见，而得此一篇，亦正无异乎见其昆弟矣？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周尚文则周史之文可知。然吾谓周史记等，史之质者也；钟鼎文辞，则史之文者也。
后世论古文最重义法，文之义法实从史法而生。《史》、《汉》以上之史法，《尚书》而外见于今者盖罕矣。其多而足考者莫如金石文。尝谓周秦诸子皆为学术而文学，非为文学而文学也；为文学而文学者，钟鼎文学家而已。而向来之论文者鲜及焉，则亦其疏也。
自周初以至秦，各国皆有钟鼎文。文字既不尽同，作风尤多派别，大别之则可分南北两派，大氐北派多肃劲，南派多奇丽。
毛公鼎
王若曰：父。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庭方，无不于文武之耿光。唯庸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厥辟，暋勤大命，肄皇天无，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愍天疾畏、司余小子弗及邦，庸害吉嗣，嗣四方大从不静。乌虖！惧余小子家湛于，永恐先王。
王曰：父。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我邦我家，内外蠢于小大政，朕位。虩虩许许，上下若否，粤四方尸毋瞳。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余非晕又昏，汝毋敢荒宁。夙夜，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印昭皇天。大命，康能四国，欲我弗作先王。
王曰：父。粤之庶出入事，于出敷命，政执小大胥赋，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敷命于外，厥非先告父，父舍命，毋有敢蠢敷命于外。王曰：父。今唯先王命，命汝极一方，弘我邦我家，毋于政，勿雍建，毋敢龚橐。乃鳏寡，善效乃友正，毋敢湎于酒，汝毋敢队，在乃服夙夜虞念王畏不赐，汝毋敢勿帅用先王作明刑，欲汝弗以乃辟陷于。王曰：父，己。曰及兹卿事，大史寮，于父即尹。命汝备司公族，粤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粤朕事，以乃族王身，取赋卅，锡汝鬯一卣。圭鬲宝，朱葸衡，玉环玉钰，金车贲较，朱，虎里。右，画画，金甬错衡，金踵金，饰蜃。金簟，鱼，马四匹，勒，金鬣金膺，朱旂二铃，锡汝玄兵，用钺用征。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孙孙永宝用。
黄公渚云：“此成王册命毛公之辞，从文武开基及周召诸先正同心翊辅说起，转到守成不易，匡济需才，然后入题，分三扇铺叙。‘大氐命汝我邦我家’以下，叙公为卿士之事。‘自命汝极一方’以下，叙公为诸侯之事。‘命汝备司公族’以下，叙公为司马之事。毛公盖诸侯入为王正卿者。通篇以先王文武为标榜，以命字为线索。文之委曲周详，无过于此。末叙颁赐诸物，亦莫多于此。全篇凡四百九十七字，钟鼎之中之巨制也。据《左传》毛为文王之子封国，《通鉴》武王封庶弟叔郑于毛，是为叔郑之后。吴氏斋谓毛公即《左传》之毛聃，合二国为一，未知孰是？庸害吉士二句，必有所指，殆指周公为流言所伤，三叔及淮夷叛乱之事，辞意与《周颂·小毖》相似。”
录公钟
唯王四月，辰在庚寅。勋美陵春公之孙，栾叔之子，作朕乙祖楚录公宝钟，以追孝皇祖录公，皇妣录姒。锡公曰：汝及余师于异，东邦人夺为敌，陈榦襄野。汝楚忠惠，肇征旅，伐龚师，攻战无敌，用绥保利亿，资艾文武休命。鲁勋辟宗册厘，诸牧舆誓。信辜孵虢，乃众锡鬯相称。匡寇章，古祖拜首，受玄衮赤雕戈勒，佩出，皇祖假大寇唯荆之率，皇妣其贞淑，聿从圣齐，呼师民，用保卫邦之宴。乃禾酬攻毖，获从公禁，恢祭广享，人襄执豆，宗姬奠，旅人宾醴，祝酒内，史作册，即事用章。猃狁羌濮，抚乡善，吉蠲明，乃及君无咎毋，脂载道东，奉胤广，考公殷格，厥夜显庆命，用蕲侯氏永享，作其和钟庶休扬丕显，绥福我后眉寿，世世子孙永以为宝。
黄公渚云：“此孙为祖作器，中述天子册命，用以彰录公武烈之美。然亦不尽是册命原文。大抵自诸牧以下，已将册命化作论撰。皇妣以下，美录姒从公助祭岐周之事。文如雅颂，竟可作雅颂读也。此篇骈散皆具，文势起伏，如龙蟠虎跃，不可捉摸；细案之则叙次不紊，章法井然，金文中之杰作也。鬯言锡，衮言受，首尾自相衔接，呼应一气。叙锡鬯，带出诸牧会师克龚一事；叙受衮，带出公平匡寇一事。史传非数百字不了者，金文以十数字了之。此其所以超绝也。通篇简练矜核，无一泛语。后半清辞丽句，络绎而来，隽采殊尤。此楚器南派文字，别具一种丰韵，不与其他诸作同，读者当自辨之。”
此等文或有韵或无韵，然其体仍当属散文，不能以其有用韵之语句遂谓其非散文也。犹周秦诸子之文，亦时有韵语，而不得以其为韵文也。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秦）
总论
秦自古僻近西戎。自穆公时，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穆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狄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纂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特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穆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史记·秦本纪》）由余反对教化与文学如此，而穆公以为贤而礼之，则秦之反文学自穆公时已始基之矣。《秦本纪》曰：“孝公之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是秦古无文化，向为中国所忽视也。及孝公用商鞅变法令，反对礼教文学益甚矣。《商君书·农战篇》云：“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又云：“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其恶诗书文学如此。故韩非之书，谓商君教孝公焚书也。及秦始皇之时，韩非祖述商君之学，益嫉文学。《五蠹篇》曰：“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又曰：“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六反篇》亦曰：“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主尊之曰文学之士。”韩非虽不用于秦，然其说实用于秦。《史记·韩非传》云：“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又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之书为秦王所倾倒如此，盖深合其国性也。非死于秦后，李斯治秦实多本于韩非之学者，观李斯之论督责，殆莫不一本于韩非之言，断可知矣。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本尚文，故周末之文大盛。韩子曰：“儒以文乱法。”故秦一反周之所尚而极端反文焉。物极则必反，岂不然欤？
反文学者李斯之散文
李斯为佐秦始皇焚诗书坑儒之功臣，盖反对文学最力之人也。然其人实最擅长文学。《史记·李斯传》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既学荀卿帝王之术，而荀卿擅长文学，工辞赋，其散文亦多对偶，为后世骈文之祖。故李斯之文辞亦甚华丽，为后世骈文之宗。其《谏逐客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延，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鸣鸣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闲、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此文自“今陛下致昆山之玉”至“快意当前适观而已”一段，何等华丽？或乃讥其非对君上之言，而不知此乃战代策士游说之长技。故卒能使秦王除逐客之令，复其官，用其言以统一天下也。
然李斯此时身虽在秦，而秦尚未统一天下，故斯之文学犹是楚国之作风也；及至相秦，一统天下，而其文体遂大变矣。不特散文瘦削，无往日之华丽，即所为韵文，亦极瘦削不尚辞采矣。
秦琅邪台刻石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国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饰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酉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皇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没，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此篇自首至“各安其宇”为颂诗，韵文也。自“维秦皇兼有天下”至末为叙文，乃散文也。然颂诗与叙文皆甚朴质。李兆洛谓秦相他文无不丽，颂德立石，一变为浑朴，知体要也。斯言固然。然李斯至此时受秦反文之风气，习染已深，异日焚书坑儒，使民以吏为师，而此则先以法令为文辞也。至二世时李斯有《论督责书》云：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惟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溢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溢；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因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惟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此文与《谏逐客书》比较，一华美，一朴质，相去几如天渊矣。而中间实多本于韩非之言，以是知韩非之学，为李斯用之于秦，既以强秦，亦以亡秦也。国无礼教与文学之不足立国，于秦可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