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志华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共二十一篇，包括《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所记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年到前453年。其中除《周语》、《郑语》涉及到西周事外，其余都是春秋时期各国的史实，记载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全书有七万余字，保存的资料比较丰富，所记史实也比较详细生动，是我们研究春秋史乃至上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

过去一般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明确指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这一看法现在基本上已被否定。《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汉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八个国家，每一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也不相同，不象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已不能确考，大致是在战国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

《国语》以记言为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往往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和互相驳难的论战来反映历史事件，这和《左传》以记事为主不一样。比如有记周厉王凶残暴虐，一意孤行，拒不纳谏的“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有主张君主应该关心民事，怜悯百姓的“里革论君之过”(《鲁语》)；有谈统治者聚敛财宝和名马必然遭致败亡的“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楚语》)；有反映越王勾践用文种、范蠡之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打败吴国的“勾践灭吴”(《越语》)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谈话的方式表达出来，说理很充分，人物的性格也很鲜明。但由于《国语》所记各国的历史，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的记载，而是重点记述若干事件，所以不象《左传》那样能较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鲁语》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的事迹；《齐语》突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政绩；《晋语》以叙述晋公子重耳的经历为主；《楚语》着重讲灵王、昭王；《吴语》、《越语》则反映吴越之间争霸的斗争。尽管如此，《国语》仍有其宝贵的价值。它填补了《左传》一些不足的地方，如关于管仲相齐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越王勾践灭吴的具体经过，《左传》记载很简略，《国语》就作了不少补充。后人把《国语》与《左传》看作是姊妹篇的著作，两书互为表里，《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国语》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贡献的。它首创了国别史这种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事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稍晚一些的《战国策》以及后来的《三国志》、《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书都仿效它的体例，《史记》中的“世家”、《晋书》中的“载记”，也明显地受到了启发。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称其为《国语》家，把它与《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并列为“六家”，可见是很重视的。《国语》的不足之处是材料比较零散，遗漏的地方不少，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此外，《国语》宣扬了天命论、英雄史观，鼓吹了许多迷信、落后的东西。在当时，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它。

汉朝以来，不少学者对《国语》作过注释。三国时吴韦昭的注本是现存的最早注本，它保留了今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注本的片断，很有价值。现存的版本，宋代刻印的有宋天圣明道本和宋公序补音本两种，这两种版本正文和注都有一些不同。清黄丕烈有《国语明道本校勘札记》二卷，汪远孙有《国语三君(贾逵、虞翻、唐固)注辑存》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国语明道本考异》四卷，合称《国语校注三种》，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近人徐元诰有《国语集解》二十一卷，皆可参考。最近的本子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点本，它是根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整理出版的，由于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质量较高。书后附有《国语人名索引》，这是目前通行的最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