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燕喜亭记
韩愈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
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日“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
于是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经营于其侧者，相接也，而莫值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人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逾岭。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这篇亭记约作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其时，韩愈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王仲舒(字弘中)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司户参军。由于两人遭遇相同，心境相似，所以在王仲舒建亭之后，韩愈为它命名，并写下这篇亭记。从内容来看，有三个特点。
第一，叙说燕喜亭自然环境的发现。王仲舒和僧人景常、元慧在“丘荒之间”，登高而望，才发现亭址“异处”。但是，作者在写法上，引而不发，故意蓄势，不直接写“异处”之所以“异”，而是写斩茅、发石，“辇粪壤，燔椔翳”，经过辛苦经营，被湮没已久的奇景显现出本来面貌;“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在写法上，有三点值得重视。首先在叙述开发经营和自然美景之间，加“却立而视之”连接，实为传神之笔。经营之时，不及审视，经营之后，才“立而视之”，这不仅符合生活实际，而且别具情味，人们常常对自身的劳动成果有特殊的感情。其次，在“出者突然成丘”等三句之后，缀以“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强化了丘、谷、池、洞的神奇性。再次，行文中句式多变化，“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和“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两组句，本来都可组成句式相同的排比句，但作者追求整齐中的变化、变化中的整齐，在两句整齐的句式之后，就改变句式，但改变后的句式，又和前边的句式相配衬。
第二，移情于物，在景物的命名上寄托自己的情思。所谓“有俟之道”就是“蔽于古而显于今”，故而为亭址所在的小丘取名为“俟德之丘”，用以说明小丘之美有待于发现，而被埋没的人材只要注重道德修养，也必定会显豁于未来的。文中对谷、瀑、洞、池的描述，冠以“谦受”、“秩秩”、“寒居”、“君子”等词，目的也在于借物言志，以显示人格价值和道德素养。它既是在赞扬王仲舒的高尚品格，也是自我心迹的显示。在封建社会网络的结构中，韩愈有其特殊的位置，他具有进步思想，敢于直谏，但始终念念不忘“天泽”和“出高而施下”的信条;他既要坚持廉洁政治，却又无力改变腐朽的政治，这就必然地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但是他身处逆境，而志节不衰，这又是难能可贵的。当王仲舒建亭之日，他为新亭命名，依然不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忘对王仲舒高尚品格的肯定，祝愿他象鲁僖公那样内外欢洽，多福长寿，因而根据《诗经·鲁颂·闷宮》“鲁侯燕喜”，为新亭取名为“燕喜亭”。
第三，以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为议论中心，先借州民之口，以层进之法，突出燕喜亭周的佳美。然后笔锋一转，写王仲舒发现亭址，乃是“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这倒不是宣扬天意，而是借此突出王仲舒的品格，说明只有象他这样的人才能发现这样奇异之景。最后总结说王仲舒的德行、爱好正与孔子所说的仁智之乐相符合，这又进一步突出了王仲舒，将他乐山乐水的道德人格和高雅情怀，提高到圣人赞许的高度。写到这里，已经水到渠成，符合圣人之道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故而说：“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值得玩味的是，文中说王仲舒贬官“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逾岭。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的自然景观，既是王仲舒的经历和所见，也是韩愈由监察御史贬阳山令的经历和所见。如果说这一段在明里是借山水风景来写王仲舒，那么暗地里却是写自己的乐山乐水，并且同样是智者兼仁者，自然而然也是“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的。这种“暗渡陈仓”的手法，确乎称得上鬼斧神工，运化无痕。就全篇而言，写景记亭只是写人的陪衬，在构思上和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