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本编选自《昌黎先生集》。
《师说》当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左右。有关此文的写作背景、目的和后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介绍曰：“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群，愈以是得狂名。”
本文着重论述了师的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能者为师的道理，大胆地提出恢复师道的主张，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全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开头至“师之所存也”)，总论师的性质、作用，从师的必要和择师的标准。文章开头就援古立论：“古之学者必有师。”开宗明义，提出中心论题。接着加以论证。“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第一个论据，它概括而又明确地点出了师的性质、作用，是全文论述从师学习的依据，实为一篇之主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这是第二个论据，它紧承上文的“解惑”说明从师的必要性。这是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来说明“学必有师”的论点。“生乎吾前”以下数句，上承“传道”，论述择师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是第三个论据，亦是全文要旨所在。这种不管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唯道是师、能者为师的观点和态度，正切中时弊，至今仍有进步意义。
总之，这一段紧扣“师”字，以“古之学者”为例，从理论上提出中心论题，从正面展开论述，是全篇论证和宣扬的中心思想所在，下文均是据此展开具体阐述。
第二段(“嗟乎”至“其可怪也欤”)，批判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恶习。“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慨叹师道不存，感情强烈，起得突兀，形成文意的转折和波澜，领起下文三层对比。第一层是把“古之圣人”的“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的“耻学于师”作对比，指出造成圣愚的原因是从师与否。这是古今时代的纵的对比。第二层是把为子择师与己不从师作对比，讽刺了士大夫在从师问题上学小遗大、本末倒置的蠢行。这是当时士大夫家庭内部的横的对比。第三层是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的耻于从师作对比，进一步讥讽了这些“君子”在从师方面计年龄、论贵贱的陋习，揭露其聪明才智反不及下层人民。这是当代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人士的横的对比。这三层纵横对比，显得全面、深刻、有力。
总之，这一段以上段立论为基础，以事实为论据，从反面展开批驳，作者连用三层对比，从古到今，从言到行，步步深入地揭露了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求学的陋习，并指出其危害，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段(“圣人无常师”至“如是而已”)，以古代圣贤为证，进一步阐述从师的必要、途径和辩证的师生关系。作者引孔子从师请教的行为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言论，说明“圣人无常师”，具有典型性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为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至圣先师，是知识分子最尊崇的圣贤。引用这一例证，既是对第一段中心论题的深一层论证，也是对世俗恶习的进一步嘲讽。在此基础上，作者把“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具体化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阐明了从师的正确途径和师生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西汉以来统治阶级提倡的“师道尊严”和“天地君亲”的师法壁垒，完全把师生关系平等化了。这种观点是唐以前所未提出过的，即在今天看来，亦是合理的。
总之，这一段是第一段论点的进一步阐发和论证，前后贯串，上下呼应，作者的师道思想，至此发挥得淋漓酣畅。
第四段(“李氏子蟠”至篇末)，赞扬李蟠“能行古道”，说明作《师说》的原因。此段不是泛泛应酬之文，它是继上段引举古人的范例后，以李蟠为当代尊师好学的后生楷模。作者从两方面突出李蟠的“不拘于时”：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而不是学那些佛老邪说、时文制艺；二是“能行古道”、“学于余”，这是韩愈对诽谤他“好为人师”的公开答复和严正批驳，并以此来倡导从师求学的优良风气。
总之，这一段貌似简单的结束语，内容却十分丰富，耐人反复寻味。
韩愈在文中尽管表现出轻视巫医乐师百工的阶级偏见，但他所提出的师道思想，无疑是进步的。这突出表现为四方面：一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二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三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四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的这一师道观，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社会恶习，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它不仅震动当时，而且对后世影响颇大，直至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师说》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首先，立论独到精辟，论据具体有力，论证层次清晰。文章有破有立，反复论证，层层深入，说理透辟，逻辑性强，富有气势和说服力，体现了韩文雄健劲拔、汪洋恣肆的风格特色。其次，对比手法的三层连用，不仅使批判更为深刻有力，而且也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避免了行文的板滞，有利于突现文章的主题思想。再则，本文善于创造性地运用排偶句式，使文章显得奇偶横生，气势连贯，节奏鲜明。此外还运用错综变化的句式，如顶真句、反问句、交错句式等，都造成一种流利婉转、一气呵成的气势。最后，文笔简洁流畅，语言错综多变，大量运用语气词，计用“也”字十六次，“矣”七次，“焉”四次，充分利用它们来表达自己跌宕起伏的感情，使文章极富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