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唐诗人韦应物四世孙。少孤，家贫力学，才敏过人，然屡试不第。唐广明元年(880)应举时，值黄巢入京，陷兵中。后避地越中，漫游江西、湖湘十年。唐乾宁元年(894)始登进士第，任校书郎，迁左补阙。乾宁四年(897)，随两川宣谕使判官李珣入蜀，西川节度使王建留为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唐天祐四年(907)，唐亡，王建称帝，一切开国制度，多出庄手。拜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前蜀高祖武成三年(910)卒于成都花林坊。韦庄寻得杜工部遗址于浣花溪，乃重作草堂而居，词集故名曰《浣花集》，收其词四十八首，王国维辑为《浣花词》一卷。
韦庄出身没落贵族，屡试不第，浪迹江南，于干戈骚乱之中渡过了大半生，晚年入天府。他的词清丽隽逸、温馥可喜，启发了当时的词家，并开蜀中文字隆盛的先声。
韦庄词见于《花间集》的，共有四十八首二十调，核其内容在《花间集》中最为突出。如《女冠子》第一首中：“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荷叶杯》第二首说：“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其中显然皆有事实根据，而不是泛泛之辞。这样的词句，自非为“资羽盖之欢”而写，并且也不宜用在樽前筵上。其风格也大异于《花间集》中的其他作家，所以收载如此多的原因，想必大概是韦多佳制，而且在西蜀又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吧。
今观其词，多咏实事。以其言之有物，故能直抒胸臆，而不多为词藻所使。况且自其入蜀后，举目有山河之异，故其所咏特多清疏高朗之作。明代杨升庵在《升庵外集》中评价他的词：“明白如画，蕴情深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他的词：“似纡而直，似达而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价他的词：“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花间群贤，殆鲜其匹。”祁怀美在《花间词之研究》中综论上列诸家的评语说：“所谓明白如画者，写作之技巧也；蕴情深至者，内容之真切也；疏而淡者，辞也；密而浓者，情也；纡而郁者，意也；直而达者，达意之方式也。其与温庭筠之差别尤为显著，试取韦作《菩萨蛮》与温作比较观之，则韦作语明意显，温作叠翠堆金；韦作贯彻通畅，温词敷衍饾饤。盖一则据事直书，一则凭意虚构之故也。据事直书，则自然贯串，无庸堆砌；凭意虚构，则未必精妙，不免铺饰。韦之胜温者在此。”盖韦词之美在于能用清淡白描之笔，作主观的抒情。不仅词笔疏朗，而且作品中字字句句皆具深挚之情，有一股喷涌洋溢的力量，足以使人低徊不已。由于他一生漂泊，几度经历国家大变动；虽晚年入蜀仕官，然而也免不了感慨平生的不遇，回忆旧游等等情事，所以词中悲欢离合之感有很多是寄意幽微的。尽管他的词从外表看来仍离不开《花间集》的影响，但他能在《花间集》那极秾艳的闺阁园亭、相思离别的情景中注入新鲜的生命与个性，使词不再是仅供歌唱的艳曲而已，而是成为确实可抒情写意的个人创作，这就是韦庄词在《花间集》所有词中最为特别的原因。
至于韦庄与温庭筠之间的风格差异，大约有下列三方面：
1。韦庄词是写境，多写个人悲欢离合的有我之境，是属于主观的抒写；温庭筠词则为造境，多写人类对于宇宙人生所同具的感觉与印象的无我之境，应是客观描摹。
2。韦庄词以清俊疏淡、显豁秀雅取胜；温庭筠词则以秾艳富丽、含蓄深美取胜。
3。韦庄词像一曲清丽婉转，充满生命与感情的“弦上黄莺语”——隽逸清茜，沉挚健袅，形成了飘忽淡雅的自由浪漫的词风；温庭筠词则似一只缕金错彩而缺乏明显个性与生命的“画屏金鹧鸪”——浑圆深婉，典丽精工，形成了绮艳高华的古典唯美词风。
有人谓《花间集》词的风格特点是婉转隐约的，是我国词坛上婉约派的先声。整个花间词派又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是温庭筠。他是当时诗人中第一个有意致力于词的人。他的词虽然“类不出乎绮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但语言精美，意象繁复，多客观描写，且能在客观描写中隐含丝丝的凄凉孤寂之感。何况他还有一些清新流利之作，如《更漏子》之六：“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就不是所谓“香艳”一词所能概括的了。
二是韦庄。他与温氏齐名，人称“温韦”。韦庄词亦多写情事，但风格疏淡，笔致爽朗，前人常以他的“疏可走马”与温氏的“密不容针”相对比。然韦氏的词带有更多的个人感慨，即使是情词，似也有个人的爱情遭遇寄寓其中，不是一般应歌代言之作所能局限的。如《女冠子》二首，显然是作者所亲身经历之事。而“咫尺画堂深似海”、“碧天无路信难通”云云，直使人忆起李商隐的爱情诗来。
三是孙光宪、李珣。他们的词不但更清新流畅，而且更富于生活气息。他们能突破绮筵绣幌的局限，将视野投向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村姑越女的乡土生活，风格也越发显得轻灵绰约，明快隽永。更何况他们还有一些表现农村生活、农村风光以及怀古伤今、抒发高情逸志的言情之作，为北宋词的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清代词人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指出：“端己词清艳绝伦”。的确如此。概言之，韦庄词有内容、有风格，清新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