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存——不应忘记的后期现代派

对中国现代派小说的认识，似乎经过30年代以刘呐鸥、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后就变得一团模糊起来。但40年代仍有许多作家紧随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以艰难的探索进行着不懈的尝试。

在都市文学的范围内，10年代以徐讦、无名氏(卜少南)、张爱玲等人为代表的后期现代派，超越了新感觉派对“本我”的表现，于庸俗、琐屑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到人生存在的困惑，试图在生存意义与生命终极归所上寻找答案。他们的探索，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延续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以上几个人，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由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张爱玲较早地引起人们的注目，研究文章陆续出现，作品也大量刊行。而徐讦与无名氏，虽日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却并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探讨与介绍。但他们在40年代的国统区却曾风靡一时。1943年，有人在重庆以“徐讦年”来称颂他。无名氏的作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也是近乎狂热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在上海出版后，在一年半之内，出到八版。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就在于他们对生命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对心理世界精到的探寻以及在文化选择上自觉的综合态度。

在无名氏的《海艳》中，有大段的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辨叙述，这两个词成为他作品复现律最高的概念。他的《无名书初稿》系列小说，集中地体现了他现代主义“寻找”和“超越”的主题。印蒂，这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终其一生以生命为代价，寻找生命中“最后的”和“永恒的”的虚无与充实。徐讦则把这种寻找直接深入到人的内心。在《风萧萧》中，以扑朔迷离的心路历程，开拓出宏阔的心理空间，超越了单纯的对战争的描写，而给人以更多的对于自身的理性思索。张爱玲对人内心的发掘明显地显出文化透视的影子。那种人性扭曲与变态，引导人们从封建伦理的异化中找到痛苦的根源。

后期现代派的创作，使现代主义在中国由注重自我的骚动，转而关注存在的真义，在思考上向前跨出一大步。但他们与社会政治变革都保持着相当距离，甚至出现不合拍的选择。他们主动对政治革命采取疏离姿态，对世界表现出怀疑。解放后，创作的主旨已远不是这种寻找的痛苦了，他们的消声匿迹也有其必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