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唐代交通与文学是一个颇具创新意义的课题，它兼跨唐代文学与唐代交通两个学科领域，是以两者为依托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20世纪以来，海内外文史两界在唐代交通和唐代文学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史学界侧重于历史地理研究，其成果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隋唐五代水陆交通研究，有佐藤长、李之勤、王文楚、辛德勇、华林甫等十余家;二是唐代馆驿制度研究及驿名、馆名的考证，有青山定雄、陈沅远、鲁才全、黄正建、李锦绣等诸家;三是综合性研究，以章群、白寿彝、史念海、蓝勇等为代表。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则代表了历史地理学界在唐代交通研究上的最高水平。文学界自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问世以来，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出发，多侧面地解读唐代文学的新著不断出现，跨学科综合研究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潮流，然而在隋唐五代交通与文学之关系方面的研究却很薄弱。有一些论著曾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课题，如程千帆、莫砺锋《被开拓的诗世界》关于杜甫陇右纪行诗的研究，向以鲜《润州诗派考》、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陈书良《湖南文学史》关于地域文学与交通发展的关系的论述，蒋凡关于唐代驿递制度与韩愈诗歌的关系的研究，贾二强《唐代的华山信仰》等关于唐文人行旅与文学创作的论述，台湾学者罗宗涛、严纪华关于唐人题壁诗的研究，李浩近年来关于地域文学的研究等等，都在水陆交通与文学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方法论的启示。近年出版的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是第一部立意于全面的跨学科研究，将交通和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对唐代水陆交通影响文学的各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文化视域的“交通”概念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交通指人和物的转运输送，广义的交通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接往还，据此二义即可提出许多和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文人，研究交通与文学，就是研究行旅中的文学。唐代交通发达，自京师至于四夷皆有驿路相通，沿途布列驿站、客馆、旅店、旅舍、寺观，唐文人出于应举、赴选、流贬、赴任、回朝、奉使、游幕等需要，长期置身于行旅之中，漫长的行旅耗去了他们大量时间，其间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中高层文人离开廊庙，置身窜逐贬谪;下层文人周旋江海，其心态都完全不同于仕途畅达、高居庙堂之时。脱离交通行旅背景作静态的研究，必然看不到其中包蕴的许多生动的、有价值的东西。将交通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设身处地地还原行旅中的唐文人生活情态，使得研究成为动态的原生态的研究，就有可能对它们进行新的解读，也有利于深入挖掘此类作品的文学意义和价值。此外，交通还影响到唐人的创作方式，题壁、送别、留别、纪行、异地寄和等形式都因交通的开启而发达，这些都可从交通的角度做出新的阐发。

第二，交通深刻影响了中古时期的散文文体的发育。我国古代自晋宋以来，以《法显传》《慧生行记》的问世为标志，产生了一种新的纪实文体——行记，专门记载古人在旅途中的见闻感受。到隋唐五代，产生了大量旅行记，记述唐人的求法巡礼、游幕奉使等行旅闻见。唐宋以降诸书志一般将其分散地置于子史两部，历来并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实在晚唐五代已经形成了三个系列的作品。第一类是唐五代僧人的巡礼求法行记，有《大唐西域记》《中天竺国行记》《入竺记》等十余种。敦煌遗书中的若干种《赴五台山行记》亦属此类，主要记载巡礼求法等佛教活动经见。第二类主要记载此间文人的外交活动，是唐官奉使周边民族政权留下的作品，有《渤海国记》《新罗国记》《云南行记》及唐人使回纥、吐蕃行记共16种。第三类以唐文人在国内的其他公私行旅为述说对象，如李翱《来南录》、韦庄《蜀程记》、王仁裕《入洛记》、张氏《燕吴行役记》等，共十余种。虽多为亡书，然佚文甚多，遗珠遍地，都是有待深挖的矿藏，未经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对于这一部分著作，向达、严耕望等前贤从史学的角度进行过研究，章巽、杨建新、郑炳林等先生也系统整理过古行记，但因其非纯文学作品，文字朴拙，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忽视。本课题将对这一文体作专门的研究，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第三，唐南方地域文学的发展是由与主流文学的不断融通带来的，而这又与交通的发展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的分裂与动乱，我国南方文学发展缓慢，文学的地域特征突出。直至初唐，南方文学在全国的分量仍甚小，影响也很有限。隋唐一统以来，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中晚唐，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越来越多的文人有了南方生活经历，南方文学在全国所占比重愈来愈大。岭南、荆湘、江西、黔中、闽中等落后地区开发加快，人才茁壮成长，因此而形成了唐南方地域文学。应当研究中原文化南输的动态过程，着重从科举、铨选、命官、贬谪、遣使、置幕等方面考察北方是如何带动南方的人才成长和地域文学发展的，以此探究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双向联系和影响。

此外，交通还深刻影响了唐代文学母题的内涵拓展与艺术表现，影响了唐代文学创作方式和作品体式的新变，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与唐人文集面貌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交通与文学结合起来做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具体地说，可根据“人员往来”与“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这两个“交通”较古的含义，开展四大方面的研究，这四个方面，都是一向很少有人涉足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