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唐代诗论·秀句集

秀句集的出现应该追溯至摘句批评。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摘句法始于魏晋以来，其原因乃与创作有关。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指出：“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①魏晋以来，由于文学创作的发展，逐渐在一篇作品中出现特别精彩的句子。这种句子，形象完整，在全篇中有相对的独立性，摘出后仍可单独存在，并在韵律上或词藻上给人以美感享受，与完整的诗篇无别。于是，人们也就逐渐对这类“佳句”、“秀句”、“警句”予以重视了。如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中特别提到曹植的“清词妙句”(《文选》卷四○)，范启读孙绰的《天台山赋》，“每至佳句(刘孝标注：‘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此赋之佳处)，辄云：‘应是我辈语。’”^②到《南齐书》中，“摘句”一词再三出现，并有“摘句褒贬”之说^③，钟嵘《诗品》中也常作摘句批评，并且时时对“佳句”表示赞赏。到了唐代，就有了摘句为集和摘句为图的出现。

唐代的秀句集颇多，有褚亮《古文章巧言语》、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僧玄鉴《续古今诗人秀句》、王起《文场秀句》、黄滔《泉山秀句集》等。这些书的面目大多已不可考，不过，《文镜秘府论》中收录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一篇，提出其选录秀句的标准，也反映出初唐时期的文学思想。《序》云：

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孓遗。^①

这一标准是深受刘勰、钟嵘的影响的。“秀句”一词，较早出现是在《文心雕龙》和《诗品》中。如《隐秀篇》云：“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云：“秀句所以照文苑。”《诗品》卷中评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元氏书名即有取于此。《序》中有几个批评概念需要略加说明。“情绪”即《文心雕龙·情采》所谓的“吟咏情性”，或《诗品序》的“摇荡性情”;“直置”一词，见《文心雕龙·才略》“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诗品》卷上评陆机“有伤直致之奇”，“直致”即“直置”。“直置”的意思，是与“绮错”相对的。崔融《唐朝新定诗体·十体》中有“直置体”，“谓直书其事，置之于句者是”(《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110页)。既然是“直书其事”，自然就无贵乎用典、俪对和丽藻了。这也就是《诗品序》中“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意思。“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数语，即《诗品序》中“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之意。再以元兢自己举的例子来看，他“与诸学士览小谢诗，见《和宋记室省中》，论其秀句，诸人咸以谢‘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为最”，而元兢则以为“未若‘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及’之妙者也”。因为前者“镕想烟霞，炼情林岫，然后畅其清调，发以绮词”，在元兢选句标准的衡量下，只当得“物色”、“绮错”，后者才当得“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不难看出，元兢的选诗标准是深受刘勰、钟嵘的影响的。

秀句集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作为诗人创作时的“发兴”之用，如王昌龄《诗格》云：“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141页)另一作用是可以成为写作上具体可征的范式。如张说曾手题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①，就显示了这一作用。

秀句集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句图的出现。《四库全书总目·〈文选句图〉提要》指出：“摘句为图，始于张为。”又说：“排比联贯，事同谱牒，故以图名。”指的就是《诗人主客图》。虽然秀句集等书在分类及编排上，属于类书或总集，但性质上与句图相去不远。晚唐至宋初，句图类著作风行一时，如李洞《句图》、宋太宗《御选句图》《林和靖摘句图》《杨氏笔苑句图》僧惠崇《句图》《孔中丞句图》《杂句图》等，这些书在《吟窗杂录》中多少还保留了一些，是在唐人秀句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影响还波及日本和朝鲜的文学批评，如日本大江维时(897—963)的《千载佳句》以及后来的 《日本佳句》《本朝佳句》《本朝秀句》《新撰秀句》《近代丽句》《当世丽句》等，朝鲜李朝时代的《百联钞》等，都是对于这种方式的继承。

句图的出现，标志着摘句批评的独立，但另一方面，从宋代开始，摘句批评也向其他论诗形式如诗话、选集、对联渗透，其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①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② 《世说新语·文学》第267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③ 参见《南齐书》之《丘灵鞠传》《陆厥传》《文学传论》。① 《文镜秘府论校注》南卷《集论》第461页。① 《河岳英灵集》卷下,《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