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与敦煌文献·敦煌小说
敦煌小说类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话本小说。所谓“话本”，就是“说话”的底本。“说话”是唐宋以来盛行的一种民间说书艺术，唐人文献中已有关于“说话”的记载，最有名的如讲李娃故事的《一枝花话》(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但是在敦煌写本之外，唐五代宋初流传的早期话本并无一篇保存至今。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S.2073)卷末有“开宝五年(973)张长继书记”的抄写题记，是现存最早的以“话”为题的话本作品。另外《韩擒虎话本》(S.2144，拟题)和《叶净能诗》(S.6836，原题)，也是具有明确标识的话本作品，前者末尾有云“画本既终，并无抄略”八字，“画本”当是“话本”的音讹字;后者“诗”为“书”字音讹(敦煌写本中有大量二字互讹的例子)，也有学者认为是“话”字形讹。属于话本类的作品还有《秋胡》(S.133，拟题)《唐太宗入冥记》(S.2630，拟题)等。敦煌话本作为盛极一时的宋元话本的源头，对话本的形成过程、体制及文学价值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他敦煌小说类作品，可以依据其存佚情况分为两类。见存于传世文献或见于文献著录的敦煌写本小说集，主要有《还冤记》(P.3126)《启颜录》(S.610)《搜神记》(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本等)《周秦行记》(P.3741)四种。
颜之推《还冤记》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但原书久佚，仅有后人辑本传世。敦煌本《还冤记》写卷首残，卷末有尾题“冥报记”，王重民考订为误题(《敦煌古籍叙录》卷三子部上)。原卷上端有“中和二年(882)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云云的题记，可知其写本时代在晚唐僖宗年间①。敦煌本所存冤魂索报故事15则，均见于传世辑本，但次序不同，并略有异文，应更接近原本的编次①。
《启颜录》见于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10卷，隋侯白撰。原书久佚，佚文散见于《太平广记》。敦煌本《启颜录》为一长达317行的长卷，首尾完备，卷末有“开元十一年(723)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二舅”的抄写题记。存《论难》(7则)《辩捷》(6则)《昏志》(14则)《嘲诮》(13则)四门共40则故事，其中有17则与《太平广记》所载佚文重出，另外23则为久已失传的《启颜录》佚篇。据《隋书·陆爽传附侯白传》，侯白卒于隋，但《启颜录》里却有唐人故事。敦煌本首题“启颜录”，未署作者，这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著录《启颜录》所云“不知作者”类似。《启颜录》中的大部分故事，最初应是民间口头创作，后来经过文人整理结集，敦煌本的发现，说明其成书时间不晚于开元十一年。而署名侯白，可能只是后来的附会②。敦煌本《启颜录》的整理本有王利器《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本、曹林娣辑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敦煌本《搜神记》已发现五个写本，以日人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藏本(见罗振玉《敦煌零拾》)所存条目最多，首题“搜神记一卷，句道兴撰”，另行写“孝行第一”，知其原本为分门编次。存33则故事。另外S.525存10则，S.3877存1则，S.6022存6则，P.5545存11则。四卷中除S.6022卷“隋侯珠”一则外，其余均见于书道博物馆藏本，合计残存35则。《敦煌变文集》收录P.2656残存的4则，原卷文末注云“出《搜神记》”，可知原本并非《搜神记》，当是类书残本。类似情况还有S.2072乃节本《琱玉集》残卷，Dx.970乃《类林》残卷，原本也非《搜神记》，但其中出自《搜神记》的内容，仍值得研究者关注。晋干宝著有《搜神记》30卷，见于《晋书·干宝传》，宋以后失传。今有明人所辑二十卷本和八卷本两种。敦煌本署“句道兴撰”，应与干宝书有异。关于敦煌本与干书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敦煌本为节选自干宝《搜神记》①，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敦煌本与八卷本可能有着共同的祖本，或者是八卷本采用了句本的材料入书，并指出敦煌本与干宝原书实无牵连②。敦煌本与八卷本文字大同小异者有15则，相同点较多;与二十卷本故事大体相同者有12则，但文字繁简相差较大，应属于不同的系统。敦煌本每则故事后往往注明出处，应该是一部辑录古书而成的志怪小说集。据项楚《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本事考》(《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的研究，敦煌本所依据的主要是唐前史料和民间传说，但故事情节较之传世本更为铺陈详细，语言通俗粗糙，间用口语，有着明显的民间流传过程中不断增饰加工的特征，而且现存各本大多为五代时期抄本，因此其成书时间应不会很早。
《周秦行记》世传刻本甚多，均出《太平广记》卷四八九。敦煌本首残阙题及撰人，抄于五代后晋清泰二年(935)，文字较世传刻本为善(《敦煌古籍叙录》卷三)。
此外，还有多见于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的孝子故事。《敦煌变文集》汇集五个写卷辑校而成的《孝子传》，存34则凡31人的孝顺故事。但《变文集》所据并非都是《孝子传》原本③，如P.2621存孝子故事23则，实为类书《事森》残本(其他敦煌类书的孝行类也有征引的孝子故事)。这些故事最早的出处有《史记》《韩诗外传》《说苑》等典籍，时代最晚者为唐开元时人王武行孝之事。因此可以推测敦煌部分孝子传作品应结集在中唐以后。由于一部分孝子故事出自类书，所以叙事比较简省;另一部分作品在叙事之后附以“诗日”作结，略具话本小说的雏形。特别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其中的“闪子”故事，不见于唐前各家所撰之《孝子传》，经考证当出自佛经《佛说菩萨睒子经》①，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之后，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土孝子故事合流，是佛教传入中国逐渐本土化的一个典型事例。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果报小说大量流行，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感应灵验故事即其遗存。除了前已述及的《还冤记》外，世有传本的还有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残卷(P.3898，P.3728)，P.3898卷《伯希和劫经录》拟题为《持诵法华经灵验记》，经考实为《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瑞经录》中第9至23则的内容;P.3728卷仅抄卷上数行。仅见于敦煌者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集录类，如专门持诵《金刚经》的灵验记集《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P.2094)，首尾完备，为后来成为敦煌著名历学家的翟奉达于五代后梁时所抄，所存19则诵经应验故事，部分条目见于梁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法苑珠林》引)、唐唐临《冥报记》及唐孟宪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二是单篇感应故事，如存有26个写卷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P.2099等)，存有8个写卷的《黄仕强传》(P.2297等)，以及《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S.381)《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2680)《道明和尚入冥故事》(S.3092)《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S.381)等②。敦煌感应记为数最多的是抄经或持诵佛经果报作品，其特点是大多冠于经首与佛经一同流通。反映了作为释氏辅教读物的感应记作品，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基本形态。
注释
① 论者或以为以《还冤记》镌碑上石,误。参见《敦煌文学概论》第十章《敦煌小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据考,所镌之碑应为《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又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附录《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① 一说S.5915卷末所存“邓琬”故事一则(未抄完)也是《还冤记》残本,经考实为《法苑珠林》卷七八,并非直接抄自《还冤记》。② 参见张鸿勋《谈敦煌本启颜录》,《学林漫录》1985年第11辑;《敦煌本启颜录发现的意义及其文学价值》,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① 参见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兼论二十卷本、八卷本搜神记》,《文学评论丛刊》1982年第16辑。② 参见王国良《敦煌本搜神记考辨》,《汉学研究》第4卷,1986年第2期。③ 参见王三庆《敦煌变文集中的孝子传新探》,《敦煌学》1989年第14辑。① 程毅中《敦煌本孝子传与睒子故事》,《中国文化》第5卷,1991年。② 参见郑阿财《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佛学与文学——佛教文学与艺术研讨会论文集》,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