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鸟的世界

上初中时学过动物学，知道鸟儿可分为三类：漂鸟、候鸟和留鸟。不是说从猿到人，从鱼到人吗？如果也能说从鸟到人的话，我这样的中国人一定是从留鸟进化而成的，生于斯就长于斯，卒于斯，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边还有一个多么广大的世界。但是生于斯的这块地盘就这么大，可吃的东西就这么多，求生并不十分容易。于是只好死守各自的“巢区”，随时准备为了一条虫子、几颗谷粒而斗争，“窝里斗”成了普遍现象，渐渐养成了“与鸟奋斗其乐无穷”的性格，自然无法像漂鸟那样随行随住，独往独来；更无法像候鸟那样振翮长空，长途旅行了。

这种留鸟式的生活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不知道。不过世界确实在变，物种也在变。据生物学家统计，地球上每一分钟都有若干旧物种绝灭，又有若干新物种发生。人们不是拼命在保护朱鹮、黑颈鹤吗？如果马达加斯加的恐鸟还能保护几只在动物园中，门票的价格一定能再涨它几番。翼手龙能保护几条下来就更有用了，拍恐龙电影便无须特制道具，只须出钱去租。可惜这在事实上都不可能，该灭亡的一定要灭亡，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留鸟之所以成为留鸟，一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使之生来即具备留鸟的生态和心态；一是环境和群体惯性的影响。像左拉所写《猫的天堂》里的猫，被另一只野猫领着出门旅行，脚踏在天鹅绒般的烂泥上虽觉得舒服，终于被风雨和饥饿赶回来，仍然躺在火炉边的波斯地毯上了。

所以，若要改变留鸟式的生活，先得改变留鸟式的心态。“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父母在，不远游”；“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等等，就是留鸟式的心态。不仅自己不愿走向世界，还要设法阻止别人走向世界，历史上的长城就是既为了阻止异族人进来，又为了阻止本族人出去而建造的。专制皇帝的“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以道统自任的士大夫“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四人帮”的查“海外关系”，反“三和一少”，也都是留鸟式的心态。不克服上述种种留鸟式的心态，就不可能正常地、健康地看待和接触外部世界，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国。

当然，要彻底改变留鸟式的生活，还得打破物质和环境的限制。我在《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的第一章《古人的世界》中写过：

两千三百年前，庄子作《逍遥游》，写大鹏自北冥徙于南冥，“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真可谓汪洋恣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当他的笔锋转向人间世，写到当时人们外出旅行的情形，却是“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如此之游，实在算不得什么“逍遥”。

三百五十年前，徐弘祖（霞客）一心“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结果足迹仍不出秦晋云贵两广，无法迈出当时的十七行省。庄子和徐弘祖毫无疑问是精英，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行藏仍然是留鸟式的，只不过“巢区”比较大了一点点罢了。何则？非不为，乃不能也。吕洞宾有“朝游北海暮苍梧”的逸兴豪情，却没有“朝游北海暮苍梧”的能力和手段，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悲哀。

生活在电视卫星、激光通讯和超音速客机时代的我们有福了，也只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上升到了一定的层次，划分为地区和阵营的世界真正变成了全球文明的世界，普通人才有了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快乐感而旅行的自由。古代也出过著名的旅行家，那种为了君王使命和宗教信仰的旅行多半只能称之为供奉和牺牲，远远谈不上享受，虽然他们对文明所起的作用仍值得后人永久纪念。但是，比起古人来无比有福的我们，要想真正享受到该享受的自由，恐怕还得克服重重的障碍，从环境、条件到我们自己的心灵。

（一九八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