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的回忆

电脑打印越来越方便，“传统的”油印已经被淘汰，偶尔走进文具店，再也见不到油印机、誊写钢版和三角牌蜡纸一类东西了。

五六十年前，这些东西在偏僻山区还是难得的器材。高小的女老师教唱《万溶江》，到二十多里外的中学去借油印机，当她将毛边纸上用蓝油墨印成的带简谱的歌词散发给我们时，那高兴的面容在回想中还浮现在我眼前。

进初中在一九四二年，教导处有部油印机，某次开运动会，几位年轻先生带着几个喜欢在壁报上出风头的学生，想油印出一份特刊，我还自告奋勇去推滚筒。可是教导主任硬是不准，说是土纸虽然不缺，油墨却难买到。本来嘛，那时正值抗战紧张，一切工业制品极为匮乏，夜间自习也只能两人合用一挂茶油灯（在平江当时茶油比桐油便宜），竹灯座，瓦灯盏，草灯芯。

油印品也有非常精致的。有位国文先生刚从蓝田国师（《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毕业，带有一部默存先生尊翁教授文学史的讲义，比二号铅字还大的工楷直行，用深褐色印在米黄色的竹制纸上，装订成宽幅的线装本。它在我幼稚的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哪一天能读得这样的书就好了。后来见到某北欧画家的自画传，童年的传主站在厕所坐板前，注视着板上开出的一排大小距离不同的便孔，自言自语：“何时才能坐上这最大的孔？”大概跟我当时的心情也差不多。

先父其时年过七十，他告诉我，光绪末年他从东洋考察回来教书，也油印过讲义。一切器材都是从日本买来的，管理教材的人不知使用，故须亲自动手。他说，日本人常用毛笔蘸上专用的写液，在蜡纸上写字或画图，装上油印机便可以印了。这种毛笔写绘成的油印品，不知有老先生看见过没有，我是没有见过。

不记得是曾纪泽还是薛福成的日记里，有他在伦敦用“糖印法”印文稿的记载，此“糖印”是否即油印，疑莫能明。如果照先父所言，则油印技术系十九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成书于南宋初年的《春渚纪闻》卷二有《毕渐赵谂》一则，云毕渐考取状元，赵谂居第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版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这至少也是道君皇帝时的事，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了。不过这“渐”字印成了“斩”字的“蜡版”，和近代工艺技术造成的蜡纸恐怕不是一回事。

百年前的新技艺，如今已成陈迹，文明的嬗变也真快，不都是经过油印这类琐屑事物的兴替显示出来的吗？但愿研究物质文明史的专家们能多告诉我们一些这类事情，胜于空洞的大道理多矣。

关于油印，经常忆及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五七年失业后一度想以刻钢版维生，但我的字一直写不好，别人一张蜡纸八角九角，我则只能挣六毛七毛，终于不得不舍此他图。二是解放前夕搞学生运动，颇做过些刻印传单的工作，几个同学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搞，既紧张，又兴奋。现在垂垂老矣，对年轻人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热情，自以为还能给以同情和理解者，无他，不过因为蜡烛光下瞎忙乎的记忆未能泯灭干净而已。

（一九九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