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与其“国朝文派”的整体性内涵·“国朝文派”的涵义与历时性描述
“国朝文派”的开端，萧贡说自蔡珪始，当时文坛广泛认同，元好问从总结诗史的角度重新肯定此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国朝文派”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易言之，“国朝文派”的内涵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追问的问题。
从元好问的论述来看，这个作家是不是地道的“国朝人”，这大概是个明显的标志。金初文坛主将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高士谈等都是宋儒，由宋而入金，所以不能称为“国朝文派”。清人顾奎光在《金诗选·例言》中的说法可为佐证：“宇文虚中叔通、吴激彦高、蔡松年伯坚、高士谈子文辈，楚材晋用，本皆宋人，犹是南渡派别。”可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尺度。正因如此，金初文学家们的创作，没有对金源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感，而更多的是去国怀乡的悲凉感乃至于对异域风土的敏感与惊奇。如宇文虚中的《又和九日》诗云：“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以被匈奴羁留多年的汉使苏武自喻，有着浓重的故国情怀。吴激对江南的忆念尤为动人：“在南家万里，江上橘千头。梦绕阊门迥，霜飞震泽秋。秋深宜映屋，香远解随舟。怀袖何时献，庭闱底处愁。”(《岁暮江南四忆》其二)高士谈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就更为露骨，他写道：“不眠披短褐，曳杖出门行。月近中秋白，风从半夜清。乱离惊昨梦，漂泊念平生。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国情。”蔡松年是金初由宋入金文士中位爵最高者，官至尚书右丞相，封卫国公。但他实际上绝非女真政权的执柄者，而是女真统治者给投靠金朝的汉士树立的一个“榜样”而已。蔡松年随父降金，没有像宇文虚中、高士谈那样对女真政治存有异己情绪，但他身在高位，却对朝政持一种疏离态度，醉心于闲居高卧，优游林泉。他的词作中处处都流露出这种意念。蔡松年的一些词序颇值得人们注意，如《水龙吟序》中说：“余始年二十余，岁在丁未，与故人东山吴季高父论求田问舍事。数为余言，怀卫间风气清淑，物产奇丽，相约他年为终焉之计。尔后事与愿违，遑遑未暇……余既沉迷簿领，颜鬓苍然，倦游之心弥切。”《雨中花序》云：“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懒慢之僻，殆与性成，每加责励，而不能自克……一行作吏，从事于簿书鞍马间，违己交病，不堪其忧。求田问舍，遑遑于四方，殊未见会心处。闻山阳间，魏晋诸贤故居，风气清和，水竹葱倩。方今天壤间，盖第一绝胜之境，有意卜筑于斯，雅咏玄虚，不谈世事，起其流风遗躅。故自丙辰丁巳以来，三求官河内，经营三径，遂将终焉。”这些话也许未必可以全信，但也并不一定都是自炫清高的虚言，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出蔡松年的“倦游”心态的。他在词中表达的心情可能会更为真实一些：“星河淡城阙，疏柳转清流。黄云南卷千骑，晓猎冷貂裘。我欲幽寻节物，只有西风黄菊，香似故园秋。俯仰十年事，华屋几山丘。倦游客，一樽酒，便忘忧。拟穷醉眼何处，还有一层楼。不用悲凉今昔，好在西山寒碧，金屑酒光浮。老境玩清世，甘作醉乡侯。”其内心的苦闷和难言之隐是可以体味出来的。由于人非“国朝”，其心态也就很难认同于女真的政治与文化。
但这不是“国朝文派”的全部含义，出身与地缘只是一个外在标准，这个标准是较易把握的。“国朝文派”尚有更重要、更根本的标准，就是金源文学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风骨、神韵、面目。元好问所说的“断自正甫(蔡珪字)为正传之宗”，并非仅指出身和地缘，而应包含着作品的内在气质。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评论江西诗时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①这对我们理解“国朝文派”，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国朝文派”除了人须是地道的“国朝”出身而外，诗也须有“国朝味”。
那么，这一层内涵又该如何概括呢?这是一个难题。用知性分析的方法在这里有些行不通，无法用几句话来界定明晰，因为在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国朝文派”不仅是指金诗中某一流派，也不是指某一时期的创作，而是指金源文学有别于宋代文学的整体特色。这在诗歌领域中是颇为明显的。在这个层面上，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同时也是动态变化的。与其简单地进行抽象界定，莫如略选几例进行活的描述，然后再进一步加以归结。
先看蔡珪的情况。《中州集》中的“蔡珪小传”记载：“珪字正甫，大丞相松年之子。七岁赋菊诗，语意惊人。日授数千言。天德三年进士擢第后不赴选调，求未见书读之。其辨博为天下第一。历澄州军事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代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识古文奇字，辟为编类官。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改户部员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大定十四年，由礼部郎中出守潍州，道卒。有《续欧阳文忠公录金石遗文》六十卷、《古器类编》三十卷、补《南北史志书》六十卷、《水经补亡》四十篇、《晋阳志》十二卷、《金石遗文跋尾》一十卷、《燕王墓辨》一卷，传于世。”从这个小传中不难看出，蔡珪在金源前期的文人中是非常博学的，在古文和金石等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学者，著述甚丰。他中举后不赴选调的举动，说明了他有非同寻常的抱负。
蔡珪诗作，《中州集》收录了46首。这些诗作有很鲜明的风格特征，确乎是与金初“借才异代”的宋儒之诗风貌迥异。如其《野鹰来》一诗所云：
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网罗虽欲施，藤石不可攀。鹰朝飞，耸肩下视平芜低，健狐跃兔藏何迟;鹰暮来，腹肉一饱精神开，招呼不上刘表台。锦衣少年莫留意，饥饱不能随尔辈。
“野鹰”的意象有很深的象征意义。诗人通过对“野鹰”的描写，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主观世界。“野鹰”志在高远，非凡鸟可比。它勇猛矫厉，俯视平芜，凌然超越。“野鹰”个性倔强，不慕荣利，不吃“嗟来之食”，不受豪族豢养、羁勒。这些都是诗人意趣的投射。在“野鹰”意象中，有一股雄悍朴野之气，显示着与宋儒之诗不一致的风貌。诗的句式参差变化，适于表现诗人慷慨豪宕的气质。语言较为质朴，多为本色语。意象奇矫生新，带有一种原生态的生命强力。再如《医巫闾》：
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崩崖暗谷森云树，萧寺门横入山路。谁道营丘笔有神?只得峰峦两三处。我方万里来天涯，坡陀缭绕昏风沙。直教眼界增明秀，好在岚光日夕佳。封龙山边生处乐，此山之间亦不恶。他年南北两生涯，不妨世有扬州鹤。
这首七言歌行，也颇为典型地体现了蔡珪诗的风格。此诗描写了辽西名山医巫闾的雄伟巍峨之状，意象雄奇，气势磅礴，焕发着一种阳刚之美。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评金诗时指出：“七言歌行，时有佳什。”(《诗薮·杂编》卷六)并首举此诗为例。
我们也不妨举“借才异代”时期的诗人相比较。金初诗人们的创作，艺术上典雅精纯，用典多而恰切，加之真情发露，读之声情摇曳。如宇文虚中的《从人借琴》诗：“峄阳惯听凤雏鸣，泻出泠然万籁声。已厌笙篁非雅曲，幸从炊爨脱余生。昭文不鼓缘何意，靖节无弦且寄情。乞与南冠囚絷客，为君一奏变春荣。”吴激的《长安怀古》诗：“佳气犹能想郁葱，云间双阙峙苍龙。春风十里霸陵树，晓月一声长乐钟。小苑花开红漠漠，曲江波涨碧溶溶。眼前叠嶂青如画，借问南山共几峰。”都能体现出“借才异代”的诗人们的共同风格。而蔡珪诗则雄奇矫厉，朴野生新。蔡珪诗体现了“国朝文派”的美学特征，为金诗的发展，走出自己的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元人郝经称赞蔡珪诗云：“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郝文忠公集》卷九)赞赏他能摆脱模拟之风，戛戛独造，开创北国雄奇一派。
“国朝文派”的产生并非偶然。与蔡珪诗风相近，有着雄健诗风、苍劲气骨的，是当时的一批作家。萧贡最为心仪蔡珪，推正甫为“国朝文派”的创始人，而他自己的诗作便与正甫最为相近，意象雄浑苍劲。如《保德州天桥》诗：“郁郁风云入壮怀，天潢飞下碧崔嵬。两崖偪侧无十步，万顷逡巡纳一杯。溅沫纷纷跳乱雹，怒涛殷殷转晴雷。曾闻电火鱼烧尾，会趁桃花涨水来。”将这样的一首七律写得雄奇不凡，而且艺术更为精熟。七绝《日观峰》诗：“半夜东风搅邓林，三山银阙杳沉沉。洪波万里兼天涌，一点金乌出海心。”境界沉雄阔大，寥寥数语却气象万千，与金源初期诗人们的创作相比，升腾起一种无法仿效的阳刚雄强之气。再如刘迎，也是一位能体现“国朝文派”特点的作家。刘迎，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今山东掖县)人。大定十三年(1173)，因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明年登进士第，除幽王府记室，改太子司经。大定二十年(1180)从驾凉陉，以疾卒。有诗词文集《山林长语》。《中州集》录存其诗75首。刘迎诗作时时流露出忧国忧民的襟抱，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颇为关注，并且形诸于诗笔。他长于歌行体，语言质朴，风格刚劲，意象雄奇拗峭。清人陶玉禾评刘迎诗云：“金诗推刘迎、李汾，而迎七古尤擅场，苍莽朴直中语，皆有关系，不为苟作，其气骨固绝高也。”(《金诗选》卷一)刘迎歌行名重一时，其风格拗峭雄奇，而且尖锐批判当时的社会问题，《淮安行》《修城行》《河防行》(《金文最》卷八八《党公神道碑》)《鳆鱼》等等，都系此类。举《鳆鱼》一首为例：“君不见二牢山下狮子峰，海波万里家鱼龙。金鸡一唱火轮出，晓色下瞰扶桑宫。槲林叶老霜风急，雪浪如山半空立。贝阙轩腾水伯居，琼瑰喷薄鲛人泣，长镵白柄光芒寒。一苇去横烟雾间。峰峦百叠破螺甲，宫室四面开蠔山。碎身粉骨成何事，口腹之珍乃吾祟。郡曹受赏虽一言，国史收痂岂非罪?筠篮一一千里来，百金一笑收羹材。色新欲透玛瑙碗，味胜可浥葡萄醅，饮客醉颊浮春红。金盘旋觉放箸空，齿牙寒光漱明月。胸臆秀气喷长虹。平生浪说江瑶柱，大嚼从今不论数。我老安能汗漫游，买船欲访渔郎去。”此诗意象瑰奇，劲气十足，庶几可以代表刘迎歌行体诗的特色。
大定、明昌诗坛，颇为活跃，出现了一批体现“国朝文派”发展的重要诗人，在风格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一方面蔡珪等人气骨苍劲的诗风仍有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杨云翼等重要诗人代表的清切诗风。看上去，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并不具有那种慷慨雄放的特点，在艺术上更为细腻深沉，而仔细品味，仍然有着不同于宋代文学的地方。大定、明昌是金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尚文之风非常浓郁，文学创作也甚为繁荣。清人顾奎光在《金诗选》例言中说：“至赵秉文、杨云翼、党怀英、王庭筠，主盟风雅，提倡后学，始得自为一代之音。”金源文学发展至此，进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风格各异，却可以拈出一个“清”字来概括此时“国朝文派”的最具特征之处。党怀英诗即以“清”字著称。赵秉文评之云：“诗似陶谢，奄有魏晋。”正是言其诗风清淡。王庭筠也多写一些清幽冷寂之诗，如《绝句》云：“竹影和诗瘦，梅花入梦香。可怜今夜月，不肯下西厢。”《中秋》诗云：“虚空流玉洗，世界纳冰壶。明月几时有?清光何处无。人心但秋物，天下近庭梧。好在黄华寺，山空夜鹤孤。”风格之清幽冷寂，是显而易见的。杨云翼、赵秉文的诗作也都有清切之风。
这种“清切”之风，是金诗与宋诗的一个区别。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中写道：“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他认为金诗最可贵的乃是这种“乾坤清气”。这是金诗区别于其他时代诗风的一个标志。所谓“莫作宣和阁本看”，正是提醒人们以“乾坤清气”来区别金诗与宋诗。顾奎光在《金诗选》例言中就此发挥道：“诗文莫难于清。不清不可以言雄，不清不可言古，不清不可以言新，不清不可以言丽。所诣各殊，清为之本。故长江大河，鱼鼋蛟龙，万怪惶惑，无害为清，不必潦尽潭寒也。崇桃积李，千红万紫，亦无害为清，不必枯枝槁叶也。学力积于人工，清气秉诸天授。金人之诗清，其雄古新丽处，觉清气拂拂，从楮墨间出，元人便有觉浊者。”尽管是一种直观的体悟，但顾氏的审美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金诗在整体上确乎有一种“乾坤清气”为底蕴。而这乃是地缘、人文、民族文化心理的综合产物。
“贞祐南渡”之后的文坛，形成了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两大文学流派。相比较之下，李纯甫、雷渊这派文学家，更能突出地体现出“国朝文派”的特点，这也集中地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李纯甫的诗风，狠重奇险，峥嵘怒张，透露出北方士人豪犷超迈、刚直任气的性格特征。《怪松谣》《虞舜卿送橙酒》《赵宜之愚轩》等诗，都以意象的狠重奇险、气势的狂放不羁而见特色。如《怪松谣》诗云：“阿谁栽汝来几时，轮囷拥肿苍虬姿。鳞皴百怪雄牙髭，拏空矢矫蟠枯枝。疑是秘魔岩中物，旱火烧天鞭不出。睡中失却照海珠，羞入黄泉蜕其骨。石钳沙锢汗且僵，埋头卧角政摧藏，试与摩挲定何似。怒我枨触须髯张，壮士囚缚不得住，神物世间无着处。提防夜半雷破山，尾血淋漓飞却去。”这首诗描绘“怪松”的形象，是一首咏物之作，但却有强烈的抒情性。在诗人笔下，这棵怪松何等矫异不群，生就一副峥嵘怪相，却又洋溢着一种怒张飞动的生命力。这首诗与其说是写“怪松”的形象，毋宁说是吐弃胸中的不平之气。李纯甫(屏山)的诗有强烈的主体性表现，无论是写何种意象，都透露出诗人那种雄豪桀傲的个性，峥嵘不平的精神世界。赵秉文论其诗文云：“之纯文字太硬。”王若虚更有微词：“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刘祁著《归潜志》卷八)尽管赵、王是从自己的诗学观念出发，话里话外不无贬义，但却道出了李纯甫诗的特色。雷渊也是这派诗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为人刚肠疾恶，性格狂放亢直，诗作意气高迈，卓荦不平。雷渊诗以诸体兼备，风格壮丽雄奇为特征。如《爱诗李道人若愚崧阳归隐图》诗云：“我家崧前几再期，诗僧骚客相追随。春葩缤纷香涧谷，夏泉喷薄清心脾。霜林置酒曳锦障，雪岭探梅登玉螭。重阳夜宿太平顶，天鸡夜半鸣喔咿。整冠东望见日出，金轮涌海光陆离。神州赤县入指顾，风埃未靖空嘘欷。穷探极览不知老，泉石佳处多留题。简书驱出踏朝市，期会迫窄愁鞭笞。襟怀尘土少清梦，齿颊棘荆真白痴。叩门剥啄者谁子，道人面有熊豹姿。披图二室忽当眼，贯珠编贝多文辞。我离山久诗笔退，摹写岂复能清奇。再三要索不忍拒，依依但记经行时。道人爱山复爱诗，嗜好成癖未易医。山中诗友莫相厌，远胜熏酣声利干没儿。”这是一首题画诗，但诗人没有拘于题画，而是驰骋十分奇伟的想象，创造出清美高远而又奇特瑰丽的境界，以此与尘俗功利场中的混浊相对比，以明其对官场生涯的烦忧厌倦及对“崧阳归隐”的向往。诗人以“清奇”为审美理想(诗中说“摹写岂复能清奇”，正表达了这种追求)。“清奇”正是此类诗的风格特色。
李汾也是“国朝文派”的重要作家。李汾“旷达不羁，好以气节自许”(《中州集·癸集》李汾小传)。元好问评其诗云：“辛卯秋，遇予襄城，杯酒间诵关中往来诗十数首，道其流离世故，妻子凋丧，道途万里，奔走狼狈之意。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同上)李汾的诗作，确乎是在凄黯之中又勃发苍莽豪侠之慨的。如《汴梁杂诗》第三首云：“楼外风烟隔紫垣，楼头客子动归魂。飘萧蓬鬓惊秋色，狼藉麻衣涴酒痕。天堑波光摇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谁知沧浪横流意，独倚牛车哭孝孙。”再如《避乱陈仓南山回望三秦，追怀淮阴侯信，漫赋长句》：“凭高四顾战尘昏，鹑野山川自吐吞。渭水波涛喧陇孤，散关形势轧兴元。旌旗日落黄云戍，弓剑霜寒白草原。一饭悠悠从漂母，谁怜国士未酬恩。”在四郊多垒、身经乱离的伤慨中，又处处有着宏大气魄与自信。陶玉禾在《金诗选》卷三中评曰，其诗：“沉郁顿挫，寄托遥深”，有“凄凉之音，雄壮之气”。这派诗人大都有任侠豪放的个性。诗的豪犷雄奇与个性禀赋的狂放不羁，造就了这派诗人迥异于宋诗或其他时代的诗风，有着鲜明的北方文化特色①。
在金源文学的末端，涌现出了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那就是元好问。元好问以“国朝文派”来标举金源文学的整体特征，而其本人的创作，恰恰是“国朝文派”的最佳代表。如果说，其他作家可以代表“国朝文派”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阶段，那么，元好问的文学创作，则使金源文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容了“国朝文派”的全部内涵。
从诗的角度看，元好问把诗的形式之美与内在的慷慨雄放之气熔炼得炉火纯青。清人赵翼评遗山之诗云：“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禀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瓯北诗话》卷八)揭示了遗山诗的特色及其北方文化底蕴。遗山的“纪乱诗”最能体现这种特点。试读其《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一云：“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兵下井陉。”这首诗可以代表遗山“纪乱诗”的成就，沉郁怆痛而又大气包举，艺术形式上又颇为成熟。赵翼论遗山的七律诗的成就，云：“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归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送徐威卿》之‘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镇州》之‘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还冠氏》之‘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座主闲闲公讳日》之‘赠官不暇如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瓯北诗话》卷八)遗山的七古体诗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体裁的特点，气势磅礴，慷慨雄放，而又决不粗率。如《涌金亭示同游诸君》诗：“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鳌昂头西入海，突兀已过余坡陀。我从汾晋来，山之面目腹背皆经过。济源盘谷非不佳，烟景独觉苏门多。涌金亭下百泉水，海眼万古留山阿。觱沸泺水源，渊沦涵鬼物，窟宅深蛟鼍。水妃簸弄明月玑，地藏发泄天不诃。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锦十里翻风荷。我来适与风雨会，世界三日漫兜罗。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长哦。今朝一扫众峰出，千鬟万髻高峨峨。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萝。山阳十月未摇落，翠蕤云旓相荡摩。云烟故为出浓淡，鱼鸟似欲留婆娑。石间仙人迹，石烂迹不磨。仙人去不返，六龙忽蹉跎。江山哪些不一醉，拊掌笑煞孙公和。长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亦如卿如何?元子乐矣君其歌。”这首杂言古诗声势磅礴，意象雄奇，诗人之还情犹如奔流洄湍之潮水，一路砰訇而来。陶玉禾在《金诗选》卷三中评遗山的古体诗云：“遗山空阔豪宕，意气横逸，波澜起伏，自行自止，不以粗率为奇，不以雕搜为巧，而其中纵横变化不可端倪。其长篇大章皆应作如是观。”颇能道出其艺术个性所在。遗山诗具有感荡人心而又大气包举的悲剧美的力量，从来没有谁把如此雄浑苍莽的意境和如此悲怆浓挚的情感融合得如此浑然一体，字里行间都充盈着浑灏之气。元人郝经论遗山诗说：“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大德碑本遗山先生墓铭》，见施国祁注《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遗山诗并不因其磅礴气势和雄莽意境而导致诗歌艺术形式的粗糙率易，而是以颇为完美的语言锤炼完成其抒情功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应该说，“国朝文派”的最后完成者是元好问。他那卓越不凡的成就，使“国朝文派”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以及自立于各代文学之林的资格。
注释
① 《江西宗派诗序》,见《宋金元文论选》第2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① 参见张晶《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看金代后期诗坛论争的性质》,载《文学遗产》199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