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文学成就高下与文士多寡成正比例关系

研究表明，造成辽金元三代文学成就高下不同的第一个原因，是它们各自统治范围广狭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文士的多寡所致。

这样说似乎有点匪夷所思，谈论文学竟与统治者之文治武功及其统治的文士多寡联系起来，但客观事实如此。我们知道，在上述三代王朝中，辽虽享国最久，但宋以前活动范围一直局限在文化落后的北方草原，未有任何文学基础。如《辽史·文学传》所言：

太祖以兵略方内，礼文之事，故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

这里所云“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即指五代时契丹陷汴梁、灭后晋之事，谓至此而后辽实行文治。其实这个过程还可向前推，一直追溯到太宗会同元年(938)。这一年，契丹从后晋手中强迫割去燕云十六州，开始接触并学习中原文化，且采取措施迫使这一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之所用，是为文学之肇始。但辽人并没有南下统一全国的雄心，用太宗时辽太后述律氏的话说：“吾有西楼羊马之畜，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缴利乎? ”(《通鉴纪事本末》卷四一下)所以直到辽亡，契丹贵族的统治范围向南就没有大的拓展，始终局限在北地草原及燕、云一带。我们知道，所谓燕云十六州，大体范围不出山西、河北的北部。虽云汉地，而史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成风，却并非文学发达地域。故虽然辽统治者崇儒兴学，奖掖汉化，以至于辽圣宗宣称“乐天诗集是吾师”^①，直接倡导文学创作，出现了以创作汉文诗文为荣的朝士风气，但却收效甚微。其原因有二。首先，契丹贵族本身文化水准不高，文学素养有限，即使其中的佼佼者如萧观音、东丹王耶律倍等人的创作也是为数不多，且内容形式均质朴浮浅，缺乏锤炼，正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种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其次，燕云汉地文人虽然多有为辽王朝服务的汉族文臣，诸如曾举进士第一、官至太师中书令的张俭，曾中进士甲科官至右丞相加尚父的杜防，曾中进士第一、手撰《太祖睿德神功碑》、仕至开府仪同三司的韩昉，以及文章号为得体、累迁翰林学士后居相位多年的杨佶诸人，但他们从本质上说难以称得上文化精英，艺术素养较之中原内地作家名流相差不止一个档次。况此辈不顾夷夏大防为契丹王朝效力，图的是功名富贵，兴趣本不在文学，故难以承担起振兴辽代文学以超迈前代之重任。

相比较而言，金王朝的情况要好得多。女真统治者虽崛起于东北蛮荒之大兴安岭，但进入内地后即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南拓展，1125年灭辽，取代了契丹在北方的统治。按照传统，已经拥有和中原王朝抗衡和掳掠财物的条件，可以就此满足，然而女真贵族继续南侵，两年后的1127年，灭亡了文化上领先于当时世界潮流的北宋，金势力迅速扩张到淮河以北。虽然这以后在中原一度分别立了伪楚张邦昌、伪齐刘豫两个儿皇帝，但很快即予废除，避免了五代石敬瑭闹剧的再现，从而真正统一了北中国。只是由于一时尚无并吞南北汉地的实力，才没有继续南下。显然，就开疆拓土这一点而言，完颜氏的女真要比耶律氏的契丹高明得多。不仅如此，女真贵族的文采风流也要胜过前代一筹。如近人吴梅所言：“夷考金有中夏，代历十纪，享国百二十年。其间文人学士，何虑数百。”^①海陵王完颜亮、章宗完颜璟等帝王，完颜勗(原名乌野)、完颜等皇族皆在文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辽王室所不及。尽管在北宋之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出现了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一部分文化精英随着宋高宗及南宋王朝逃到了长江以南，但毕竟还有许多文人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在了北方，其中包括宇文虚中、吴激、张斛(德容)、高士谈这样的原宋旧臣。特别是宇文虚中，仕宋为资政殿大学士，使金被扣后官至金翰林学士，掌词命，金人号为“国师”。曾仕宋为武陵守的张斛，入金官秘书省著作郎，“文章字画，皆有前辈风调”。另外，与宇文虚中文名及身份相近的吴激，在词坛颇有建树。高士谈的“家藏图书”甚至超过了宇文虚中。不仅如此，当地的汉族文人也多有文才者。这方面诸如官至尚书右丞相、以文笔雅洁著称的蔡松年，以及他的儿子、被元好问称为文章“正传之宗”的蔡珪，还有党怀英、赵秉文这些道地的北方汉人，皆可说是金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北中国的文化并未随着南宋的建立而一落千丈，而是维系了基本的水准，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文学较之辽代更为成熟发达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再看一看继辽金之后兴起的由蒙古贵族主导的元朝。和未能实现全国统一的辽金相比，同样来自北方边地的元王朝又有了新的不同。在未进入中原之前，以成吉思汗、窝阔台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即已西侵东南欧，横扫西亚，所向披靡，拓地万里，建立了远较中国本土广阔得多的军事大帝国。其眼界和气魄自非辽金统治者可比，也远远超过了以中华正统自居却偏安一隅的南宋朝野士大夫。正是裹挟着这难以比并的气势和武力，蒙古军事贵族灭西夏，吞残金，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了北中国的新主人。即便如此，面对文恬武嬉、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他们同样没有满足于划江而治，而是灭大理，降吐蕃，合围南宋，水陆俱进，势如破竹，很快迫使临安小朝廷捧上降表。复又乘胜穷追，一举俘获作为江南抗元旗帜的文天祥，翦除了南宋在厓山的残余势力，最终南北统一，打破了历史上少数民族一直未能掌握全国政权的先例，且统治范围所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汉族王朝。在这一大片广袤的国土上，蒙古贵族不仅统治了北宋、辽、金、西夏、大理、吐蕃及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区域，而且前所未有地将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继承了包括原辽、金、南北宋统治区域在内的全部文化遗产。

从文学史角度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代文学成就的高低直接决定于作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蒙古统治者既然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其境内拥有作家作品的数量自然今非昔比。即就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作家而言，除了来自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萨都剌、贯云石、余阙、马祖常、李直夫等人之外，在北方中原，有政治家兼诗人耶律楚材、刘秉忠，还有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的诗人刘因，文章家姚燧、卢挚，以及大戏曲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等等;在南方，则有文艺全才型大家赵孟𫖯，诗人戴表元，词人张翥，文章家黄溍、欧阳玄，散曲家张可久，一代戏文作家高明等等。可以说，上自朝廷重臣，下到白衣文士，分布地域之广阔，社会层面之复杂，文化传统之深远，皆为前代远远未及。在他们所联系的创作风格中，既有着北方的雄浑和南方的温柔，也有着内地的稳健和边地的疏旷，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此外，最根本的还在于与此相联系着的时代群体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辽金元三代统治者在能否开疆拓土问题上所表现的根本性不同，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统治社会的思想，也就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契丹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蒙古统治者的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大大影响了当时的士风，这可以说是此两代文学成就高下迥异的根本原因。明白了这一点，时代上介于辽、元中间的金代文学之所以高于前而低于后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① 《古今诗话》,引自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第9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① 吴梅《辽金元文学史》第569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