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文学成就与文人境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总而言之，辽金元三代文学的发展皆与文人的境遇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是后者决定了前者。而谁都知道，文人境遇与当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中原汉族文化的政策有关，同样是后者决定前者。然而，文学发展自有其特点，虽然历史上不乏文学繁荣得益于统治者思想文化政策的例证，但并非统治者重视或者文人境遇优越就必然导致文学繁荣，有时甚至相反，这方面例证也不少。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文人自身。西方所谓“愤怒出诗人”，中国古人亦称“文穷而后工”，皆说明文人境遇恶劣也可能刺激文学创作的爆发力，从而客观上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前所言，辽金元三代文学成就的高低决定于统治范围广狭，拥有文士多寡，和敢于打破传统、积极创新与否。文学史离不开社会史和思想史，这是与本文论题有关的两个重要方面。自然，还需强调的是，上述两方面地位之重要性也不是平分秋色。简而言之，地域广狭、文士多寡决定了时代文学能否具有发展和繁荣的可能性，而能否打破传统、积极创新则决定了时代文学是否具有发展和繁荣的必然性(现实性)。

文艺社会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投身于文学创作的文人越多，分布地域越广，其拥有作家作品的总量和类型以及表现的艺术风格就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形成文学的繁荣。站在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的元王朝控制地域和人口均最广最多，金次之，辽最小，这无疑构成它们文学成就高下不同的最基本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因之一。这一点道理浅显，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可能毕竟只是可能。设想一下，如果整个社会沉闷压抑，思想禁锢，文人呈现的是群体性“万马齐喑”，则无论多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不会产生文学创作的繁荣，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现实性。同样，如果一个社会对前代已经取得的成就只会顶礼膜拜，沿袭模仿，则文人地位再优越，作家作品再多，也不会必然导致文学的繁荣，充其量只会在数量和规模上取胜，呈现的无非是表面上的热闹。比较而言，这后一点历来很少有人意识到并正面展开论述，但无疑更加重要。现在看来，决定时代文学成就高低悬殊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整个社会是否存在着起码的思想自由，准确地说即思想是否活跃，能否敢于打破传统，为文人提供积极创新的机会。因为如前所言，文学的价值根本还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前提就在敢于打破传统，超越前人。很难设想在一个对传统和前人只会顶礼膜拜的社会里能够出现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辽金统治者满足于在北方割据，显示其缺乏敢于打破稳态的开拓精神和积极进取性，他们对中原汉文化的企慕崇拜固然有助于革新来自草原的原始陋俗，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文化水准，但客观上也在群体的潜意识中形成了文化自卑情结，从而使得文学创作滋生对前人亦步亦趋的社会风气，创新缺乏原动力。而蒙古统治者由于长期征服形成的特有自信和优越感，执行了一条取消儒学独尊地位的文化政策，这固然使得他们难以在根本上获得中原民族的心理认同，难以真正长治久安;但另一方面，元王朝空前辽阔的疆域和中外文化交流，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上下不再对历史和圣贤顶礼膜拜，传统规范失去了固有的约束力，思想控制相对宽松，加之与汉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的长期废止，客观上造成汉族文人和表演艺术结合的条件，决定了戏曲小说等新文体诞生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

十多年前，学术界已有观点明确提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一般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立身宗旨，极力避免和戏曲小说等民间俗艺的接触，加之从事表演艺术的艺人地位又特别卑下，这就使得我国古代戏曲小说艺术的发展，长时期和上层文化精英脱离，难以在文学艺术水平上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无法和诗歌散文等传统文学类型争胜。”^①今天看来，这种情况只有到了元代才随着汉族文人传统地位的失落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文学史上才有可能在唐诗、宋词之后又出现了元曲的繁荣，出现了以戏曲小说为转折标志的文学新时代。可以说，文人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时获得了补偿——思想解放和文学创新的机会。就汉族文人之人生命运而言，夷夏倒置，举族左衽，穷困沦落，难见前途，确乎是一个悲剧，但对于文学来说，创新求变，另辟蹊径，开一代新葩，又是一个喜剧。道家始祖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时至今日，要科学认识辽金元文学成就与文人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就必须而且只能面对这么一个矛盾统一体。

注释

① 徐子方《中国戏曲晚熟之非经济因素剖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