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骈文·金代骈文·金代后期骈文
金代前期就已经出现追求工丽的时尚，与师法北宋文士特别是苏轼的风习并行于世。到了中期之后，金代骈文在一定程度上已自具面目，并且出现追求雅正的良好势头;一些骈文家也开始成熟，如党怀英、王寂等人的骈俪之体已经独具面目，成就相当可观。但从初期开始的求丽尚工的趋向由于上层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又进一步滋长，并发展成绮靡浮艳的不良风气：行文往往文过其质，华不符实。这种创作倾向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同时，文坛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又到古人那里寻找批评的武器，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师法古人的风尚，对当时的浮艳文风和单纯模拟苏轼、黄庭坚的做法进行反拨。开其风气者先有大定时期的蔡珪，他在文学创作上特别注意师法古人雅正淳朴的文风，又融入自己的个性，形成旷达清越之风。继之者先是大定后至明昌间的文士，特别是党怀英、赵沨、路铎、刘昂、尹拓、周昂、王寂七人。如前所述，党怀英“文似欧公”，“诗似陶、谢”(元好问《中州集》)，路铎则师法黄庭坚;而其他几人则大都师法唐人，出现摈弃宋人的倾向。如尹拓就曾说过：“学苏、黄则卑猥也。”于是便“一以李杜为法”(《归潜志》卷八)。但这些人中，只有党怀英的骈文成就可观，其他人的骈文作品不仅数量太少，而且成就不高。他们反对浮艳文风和单纯模拟宋人的倾向，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同时，这种师古之风在当时毕竟没有形成较大的气候，规模和影响十分有限。
到了宣宗贞祐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大金国势日益衰微破败：大安三年，蒙古汗国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金国，由反抗金国的压迫走向灭金之路，第二年金国的东京辽阳府陷落。金宣宗贞祐元年冬，首都中都大兴府被围，五月间，金宣宗趁蒙、金议和之机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天兴元年冬天，金哀宗逃出危城。天兴三年，逃至蔡州的金哀宗自缢身死，金国也随之而亡。国家的衰落败亡、生活上的坎坷遭际为金代后期文士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和活力。另一方面，从中期开始的反对华靡、师法古人的文学思潮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风云际会，形成高潮。贞祐以前：“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以至于有些人“见子弟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归潜志》卷七)。可金室南渡以后，赵秉文、杨云翼等人知贡举时，“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归潜志》卷八)。宋人欧阳修曾利用科举考试影响、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并取得明显效果。赵秉文从中受到启发，通过科举考试，展示出国家择录人才的新标准，而这又关乎人的一生的升降进退，因此其择文倾向自然对当时的文坛风向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由此导致了贞祐以后文学风气的巨大转变：从工丽华靡转向雅正清越，造就出不少文学大家。骈文也在这种氛围之下转向雅正，不仅赵秉文、李俊民的骈文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而且又出现了元好问这样的文章泰斗。大金朝廷虽然在这一时期走向衰亡，可金代文学却在此时出现辉煌的局面，金代骈文也达到其高峰期。
赵秉文为金代文坛盟主。其门人元好问说他“道德文章，师表一世”(《遗山集·赵闲闲真赞序》)，又因为他论文推重唐、宋，尤其推崇苏轼，因而元人郝经说他是“金源一代一坡仙”(《题闲闲画像》)。杨云翼在《闲闲老人滏水集序》中评论赵秉文为文特点时说：“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辞，君子病诸。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近日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过以见示，予披而读之，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元好问《闲闲公墓铭》中评价赵文时说：“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杨云翼又在诗中说：“礼部天下士，文盟今韩、欧。”从总体上说，他为文、为诗既师法宋人欧、苏，又师法唐人韦应物、韩愈、李贺;但广泛师承古人又不主一家，尤其为文以达意为目的，不受形式的束缚。赵秉文的文学观念主要就是两点：一要师古，一要讲究中和原则。师古主要为达意，为达意又不能一味泥于古;同时师古也好，独创也好，都要节之中和，恰到好处，不能有所偏执。
在骈文创作上，赵秉文比较好地贯彻了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注意师法古人，继承前人之精华。如他所作的庙堂应用之文，便上承欧、苏之风，虽以骈偶行文，但却没有拘谨之态。如《许道真致仕制》在对偶、用典诸方面充分展示出骈体文的特征，但同传统骈文相比，典而不晦，对而不拘;措词无古奥坚涩之弊，对偶又参差变化。尤其多用长句对偶与短句相互配合，更使文气通达畅快，这是他继承东坡骈文的结果，确实收到“辞达”之效。再如其《贺立皇太子表》也是如此。这类文章一般人都注重典丽，而通达明畅之作则不多。赵秉文此文则仍不失通达之态，措词明豁，而且句式也不拘于四六句式，竟有七字对和九字对，以这样的长句对偶与四六句式相间而行，因而行文轻快，气势疏宕，给人以畅爽之感。有时即使是铭赞一类文字，他也写得词畅意周，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如《富义堂铭》：“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义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义者无欲。多辱之辱，其祸常酷;无欲之欲，其乐也独。是谓不龟而卜。”虽然寥寥数语，但其中也参以长句对偶，进而句式显得灵动多变，打破呆板滞涩之弊。
不过，就总体而言，最能体现赵秉文以达意为主的创作主张的文章还是他的赋。这类赋虽然大都是骈赋，但其潇洒自如之态更与欧阳修、苏轼之赋相似。应该说，赵秉文师法欧、苏，学得最好的是赋一类文章，不仅形似，更有神似。如《无尽藏赋》从内容上看与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表达的旷达人生态度十分相似，也以超然物外，不为世累为宗旨，同时行文上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有骈有散，有长句有短句，灵活跳脱，随意骋词，摆脱拘束，确实是达意之文，极尽自然卷舒之态。同时在语气的纡徐委备之处，又显露出欧阳修文风的影响，表现出他兼取欧苏之长的行文特征。再如《解朝酲赋》，本是他少年时的作品，但却早已显露出师法欧、苏的倾向。本文更像苏轼的《洞庭春色赋》，虽然展示出骈体用典、藻饰、调声、对偶诸种要素之功效，但典而不巧，词美而不艳，声韵和谐而不单调，对偶也不露雕琢之痕，行文放达，纯以意遣词，熔欧文之从容闲逸与苏文之畅达明快于一炉，又不是单纯以模拟为事，而是以自己的性灵与个性为主，博采前人之长又自成一家，形成文气畅快，词色雅丽，自由灵活的文风。概而言之：赵秉文之骈体有苏轼畅达之气而无其雄豪之态，有欧阳修从容闲逸之气而又比欧文更放更爽;欧、苏骈文融入的散行更多，词色上更为素淡，而赵秉文骈文虽有欧公之闲逸，苏轼之畅达，但词色上一般不避润泽华采，因而颇有色彩。就总体成就而言，当然不及欧苏之高妙入神，理切词周，但其佳作往往有文质兼胜的中和之美。既不理胜其词，又不词胜于理;既注意达意为主，又不忽视文采;既注意以情为根，又不摈弃文采，而是节之中和，使两者都达到适当的地步，从而形成赵文文质相扶、内容与形式相互统一的特征。
李俊民的《庄靖集》是目前金人文集中保存最完整的文集之一，其中有诗七卷，文三卷，有文一百多篇，其总体风格确实有《四库提要》所说“冲淡和平，具有高致”的一面，其骈体文也有此种特征，但同时各类文章又有其自身风致。
李俊民的文章种类繁多，骈化程度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在金代都是十分突出的。其骈文包括骈赋、铭、书、青词、上梁文以及疏、跋之类，内容相当广泛。其铭如《宜休斋铭》典正从容，体现其本色：“物极则反，器满则覆。居安虑危，身宠思辱。金然眉坞之脐，玉刖荆山之足。室高为鬼瞰，货积为盗蓄。名不可贪，利不可逐。宜休宜休。以小人之心，为君子之腹。”精工的对句中以散行文字承转文气，开合自然，转承得体，无劳苦费力之态。其书启之类突出点在于雅致工丽，更多雍容之态。如《上行省中书书》除个别字句外，大都对偶工致，词华雅洁。行文从容有致，遣词浓淡得体，确有冲和之美。他的祭文、告文数量不少，与前面所举的文章相比，更为工丽一些，冲淡之气较少。如《史冲霄祭清源王文》便以精工巧丽见长：“导流既东，书备明乎禹绩;祭坛而北，礼详著于周官。昔者封侯，今而王爵。善利于物，克长厥灵。驱雷叱电，以张天之威;腾云致雨，以泽地之产。不爱其宝，故时时而效珍;所享者诚，宜翼翼而怀福。肃陈菲荐，仰渎明灵。冀有感通，曲垂眷佑。”再如《秋报祝文》：“旱蝗为虐，年谷未登。肆殚恳祷之诚，即获休征之应。不妨穑事，有恤民劳。属大田多稼之秋，皆上帝诸神之赐。胜妖以德，易俭为丰。只荐菲仪，仰酬景贶。”这些文章虽然短小，但却表现出追求精工典丽的倾向。但词气毕竟不离其宗，仍有些平和之态。
元好问是金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章大家，“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金史·文艺传》)。元好问早年便以诗文名震京师，因为赵秉文作为文坛主盟者称赞他说：“近代无此作也。”(《金史·文艺传》)当时人徐世隆在《元遗山集序》 中这样评价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权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凡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四库提要》说他“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清人方戊昌又说他“文诗皆宪章北宋，直接长公，屹然为一大宗”(《重刻元遗山先生集序》)。
作为一代文宗，元好问在文学创作上有比较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他早年重视创作方法上的师承关系，突出点在于追求真慎，反对雕琢，崇尚自然真淳。例如他在《论诗绝句》其四中写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又在其七中写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其六中又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从这几首诗里，可以看出他对陶潜、《敕勒歌》真淳自然风格的推崇，而对潘岳文章之失真，文与人不一的创作现象进行批评，显露出他在讲究师承的同时，求真情，厌雕琢，本自然的文学主张。到了晚年，元好问又把这种文学观念发展成为“以诚为本”的理论。他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指出：“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性情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敦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为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幽忧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阨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不能自掩，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优柔餍饫，使人涵于先王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 ”这里元好问以唐诗为例，指出其高处在于“知本”，“何谓本?诚是也”。“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在《内相文献公神道碑》中他又指出：“何谓诚?不自欺之谓也。”可见诚，其实就是真，而这真又是“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所以便以儒家之雅正为依归，因而元好问之“诚”主要是“发乎性情，止乎礼义”，是儒家雅正文学观的一种延伸，其要点在于把师古与儒学精神相融为一，同赵秉文相近，主中和之美，是中庸思想在文学观上的一种体现。
由于元好问注重以诚为本，追求雅正、中和之美，其文章便以清新自然、真淳平易为主要特征。金末元初之文士杜仁杰在《遗山文集序》中指出：“今观《遗山文集》，又别是一副天生炉鞴，比古人转身处，更觉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如梓匠轮舆，各输技能，可谓极天下之工。”
元好问之骈文也以自然清新、平易真淳为主要特征，同时随着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又加以斟酌，节之于中和，使内容与形式相互切合，恰到好处。就骈体而言，他的骈赋成就尤为突出，如《新斋赋》并序，主体是纯粹的骈偶，但却一点也没有雕琢堆砌之迹，措语自然天成，气态纡徐委备，或叙或议，或铺或排，无不如意。这一方面得益于欧、苏文章的启发，以散入骈，以气命词，又多用长句对偶，使文章气势从容而又通畅，同时更主要的是作者自己造妙自然之笔，能从平中见奇致，多在淡里含深味，有陶诗一样的雅致，平淡自然之中，包含深远淳厚的意味。再如《秋望赋》，从形式技巧上看，骈文之用典、对偶、藻饰、调声四大要素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对偶不能说不工，词采不能说不美，用典不能说不恰切，声韵不能说不和谐，可读过此文，感觉这诸种美感来得那么自然，那么轻松，那么容易，好像是作者信手挥洒、不假思索而来，不经思虑而成，有如天籁般自然而然。又有语必隽，无词不工，言浅而意深，语近而情遥。其实，这并非作者随意点缀而成，而是手法老到、炉火纯青的结果，正像朱熹评陶渊明之诗时所说的：“陶诗淡，不是无绳削，只是绳削的来不觉。”元好问骈文的自然平易之境也是通过精心结撰而成，只是因为手法高超老练，巧夺天工，所以如大匠运斤，不留痕迹。
骈赋之外，元好问的其他文章虽体式各异，但真淳自然，平易清新之风则是主要特征。总之，元好问在骈文创作上，由于“见之之多，积之之久”(《答聪上人书》)，不用奇字，不用晦典;厌雕琢，本自然，因而形成“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杜仁杰《遗山文集序》)的自然清新、平易真淳之风，确实达到了“学至于无学”的境界，不仅在金代骈文作家中无人可及，就是放到整个中国骈文史上来衡量，也不失为一大家。他的骈体，可以说是此类文体造妙自然的里程碑。金代以后，直至清末，再无人可与之相比。
金代后期骈文，除赵秉文、李俊民、元好问十分杰出之外，杨弘道、王若虚、李纯甫之作也比较可观，共同展示出当时骈文的盛况。
整个金代骈文的发展与演化，大致就是这样：初期为草创阶段，“借才异代”，主要作家都是辽、宋旧人，没有形成自己时代、自己国家骈文应有的特色;中期即大定、明昌时期，金代骈文呈现出自己时代的特殊风貌，成就比较显著，但还没有达到其高峰期;金代后期，经过前期，特别是中期在艺术、思想等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经过国破家亡之痛、山河异色之悲的磨难之后，骈文创作迎来了真正的高峰期，其标志不仅仅是作者众多，总体质量大大提高，而且更主要的是出现了赵秉文、李俊民，特别是元好问这样的骈文大家。这就使得金代骈文不仅大大超过辽代骈文的成就，而且在整个骈文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比较而言，金代骈文比辽代骈文富于个性，更多自己的面目，可以在骈文史上独标风韵;同时虽从总体上不如两宋，但在某些地方又超过宋人。如在文风上，不少作者都表现出轻松自然之致，行文奔放自如。就个体而言不及欧、苏，但从整体上金代骈文则比宋代骈文疏逸畅达，自由灵活。因此对这一代骈文的成就，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