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词·元好问的词创作及理论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生平横跨金元两代，《遗山乐府》也为金元北宗词派之冠冕。在数量上，遗山词也是两代之最，今存三百八十余首。刘熙载《艺概·词概》指出：“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刘氏所论站在宋、金共时的大中国词坛的背景上评价遗山词的创作成就和地位，看到了遗山词内容广泛、风格多样的“集大成”特征，表现了他评论家的识力和见地。与当时南北词坛的一般词人相比，遗山词确实做到了南北通采，兼容并包，具有熔博大浑灏与幽婉深曲为一炉的大家气象。我们承认遗山词的“集大成”特征，与他“为金元北宗词派之冠冕”的评价并不矛盾。他的身世经历、创作观念和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他始终是以北方文化代言人和东坡词派继承者的身份，而对南宗词进行学习和实践的。他在《论诗绝句》中曾说：“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作词如同作诗，遗山本人自觉地继轨东坡，以苏、辛词派的传宗者和掌门人而自任，所以其词作自然也集中地体现了北方文化的特质，成为以苏、辛为代表的北宗词派的一个创作高峰。刘敏中以元好问与苏、辛并列，正是道出了遗山词的这种文化归属和体派特性。
由于词体的特殊性，遗山词不像其“丧乱诗”那样将金末山河破碎、生民涂炭的惨痛历史画面直接摄入作品，但“作为一种底蕴，在词中折射出来，显得更为沉郁苍凉”①。遗山词题材极为广泛，其中怀古伤今、感慨兴亡之作最为沉痛深邃，也最为感人。正如《蕙风词话》所云：好问“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沉陆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在这些作品中，有“兵尘万里，家书三月，无言搔首”(《水龙吟》)这样的乱离之痛;有“江山憔悴，鬓华先觉”(《满江红》)这样的人生之悲;有“对零落栖迟，兴亡离合，此意何穷”(《木兰花慢》)这样沉重的历史幻灭感;也有“丈夫儿，倚天剑，切云冠。枯柏在南涧，留待百年看”(《水调歌头》)这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更不乏“付青山枕上，明月尊前”(《沁园春》)这样的超旷萧散之情。不管表现为什么形式，我们都可从中感受到作者真挚的爱国情操和巨大的人格力量，都会领略到一种悲壮顿挫的艺术感染力。
对祖国北方壮丽雄奇之山川形势的描写，也是遗山词作为北宗词派代表的一个显著特色。少室山、缑山、玉华谷、玉溪、三门津、汜水故城、孟津、三台、盘谷等北方的著名山脉水系，在其词里都留下了壮美的雄姿，其景逼真生动，其情慷慨昂扬，绝异于南宗词里的柳岸斜桥。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一词写三门峡壮阔险峻：“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蕙风词话》称遗山词：“亦雄浑，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读了遗山这一类雄词壮歌，确感此言不虚。
遗山词之“博大”不仅在其写意造境上，更在于他取法立体不拘一格，广采众长。他盛赞东坡的豪放词风，但对东坡“时作宫体(即主写艳情的婉约体)”也并不以为非，只是反对缺少“情性”和“极力为之”①。实际上，遗山对“情性”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忧幽无聊之感，滑稽戏谑之意，愤世不平之气，宫怨闺思之情都包括在内。对于各种风格体式他皆无偏见，在其词集中我们可看到许多标明效法或学习 “花间体”、“俳体”、“杨吏部体”、“闲闲公体”等名目的词章。还有八首明确标为“宫体”的作品，对此，况周颐激赏不已，称其“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在遗山词中，许多歌咏爱情的篇章，确如张炎所论：“风流蕴藏处，不减周、秦。”②如《江梅引》“墙头红杏粉光匀”、《小重山》“酒冷灯青夜不眠”等，特别是《摸鱼儿》(问世间，情是何物;问莲根，有丝多少)二阕，“绵至之思，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其情之深挚缠绵，于宋词中也少有匹者。不过，遗山以北人赋儿女之情，“譬如燕赵佳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钟振振《论金元明清词》)，柔婉中自绕刚健之气，正如郝经所论：“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①
元好问不仅是金元词创作上的集大成者，在词学理论上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建树。遗山词论的基本精神与其诗论是一致的，诗词并论，或以诗理论词，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北宗词创作做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不足的是元氏的批评理论对于词体独特个性缺乏应有的阐述。其词论要点如下：
词史观 认为“词”同“诗”一样，有着“史”的价值与功能，这种词史意识是遗山词学观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其《中州乐府》的编辑实践中。其做法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诗词并录，同为史证。“小词”被赋予了证史的使命，它反映的是词学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二)以传隶词，词以人存。《中州集》为每位作者立传，对于词来讲，真正使词与词人的“平生出处”、“大节始终”联系了起来。(三)中州取士，断代存词。由此，词集成为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生存环境中词体自身发展的史证文献。
情性论 对于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真正从理论上做出有力阐释的是元好问。在《新轩乐府引》等文章中，他将“吟咏情性”作为词体的一个根本的性能和要求予以突出和强调，认为这是诗、词本质上得以相通的根本，从而“釜底抽薪”，在本质层次上消除了词与诗之间的鸿沟。
词味说 遗山论词还特别注意到诗词在审美特征和艺术表现上的相通之处，如在《遗山自题乐府引》中他指出佳词必有可“咀嚼”的“滋味”，将这种“滋味”作为词体艺术表现和审美追求的普遍原则予以强调，从而在词体内部的审美感知和艺术表现上为“词诗”说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体派论 遗山当为宋金以来对东坡词论述最系统和最精辟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首先提出了词中“东坡体”的概念①。由此出发，遗山形成了其词学体派观。在《新轩乐府引》中他一方面明确指出了宋代词坛上存在着“秦、晁、贺、晏诸人”和“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这样两大体派;另一方面，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苏、辛并列于词坛冠首的位置，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真正确立了苏、辛的词史地位。
注释
① 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第九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① 《新轩乐府引》,载《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四部丛刊》初编本。② 《词源》下,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① 《陵川集·祭遗山大夫文》,《四库全书》本。① 见五卷本《遗山先生新乐府》之《鹧鸪天》(煮酒青梅入坐新)、《定风波》(离合悲欢洒一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