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诸子

诸子思想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文化遗产。不管我们自觉不自觉，我们都在这样或那样地用诸子的某些话语、某些思路，去认识世界、想象世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不能排除诸子的。文化原创性，需要有原创的根基。天生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他们丰富复杂、异见纷呈的思想，适可以成为我们思想原创的深厚根基和文化出发点。面对诸子，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乃是从心地上立定根基，拂去历史烟尘和迷雾，沟通诸子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深入与诸子的原创性对话，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

要走近诸子、还原诸子，首先要追问：诸子是谁？他们的著作为何如此？这就是研究诸子的发生学。比如庄子是谁？这个问题，两千多年都没有弄清楚。司马迁叙述先秦诸子，对庄子只作附传，附于《老子韩非列传》，非常粗略地指出庄子为宋国北部蒙地（今河南商丘）的漆园吏。细读《庄子》就会发现，庄子的家世蕴藏着三个未解之谜：（1）知识来源的问题。庄子家贫，到了要向监河侯借粟为炊的地步，监河侯推托“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庄子就以涸辙之鲋（鲫鱼）作比喻，说“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一个就要断炊的人，著书时竟然“其学无所不窥”，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博学何从谈起？（2）人生姿态的问题。庄子仅为卑微的漆园吏，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有何资格与王侯将相当面对话，而且衣冠不整，谈吐傲慢，官府也只好听之任之？（3）仕隐进退的问题。《史记》和《庄子》中，三次记述楚王派使者迎请庄子委以要职，庄子都不屑一顾。楚国是当时的一流大国，为何到宋国聘请一个小吏而委以重任，而且这个小吏也无何等政治声望或实用的治国本事？知识来源、人生姿态、仕隐进退，都是认识一个人的要害所在。

由于存在以上三个千古未解之谜，只有对庄子的家族身世进行深入考证，才有可能认识他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为何呈现此种形态。这是我们进行还原研究的根本入手之处。人们往往忽略了先秦的姓氏制度，与汉代以后存在着根本差异。假若对上古姓氏制度作进一步考察，庄子家族渊源的信息就可能浮出水面。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云：“以谥为氏。……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又在“庄氏”一条下作注：“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郑樵以博学著称，对唐宋以前的文献无所不读，其考证当然有唐以前文献的根据。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是记述楚国庄氏的渊源：“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这就印证了楚国庄氏是以楚庄王谥号作为姓氏的。因此，庄氏属于楚国贵族。然而，庄子的年代（约公元前370～前280年）距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200余年，相隔七八代以上，只能说庄子是楚国相当疏远的公族了。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曾向北扩张势力，破洛水附近的陆浑戎，观兵于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于周室，是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楚庄王的直系后裔就是楚国国王；旁系后裔到了孙辈，以他的谥号为氏，也是相当光荣的。

既然庄氏乃楚国疏远的贵族，又何以居留在宋国的蒙地？此事需从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派使者聘请庄子当卿相入手。由此上推四十余年，即庄子出生前十几年，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拓展了楚国的实力和国土；吴起改革弊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当时楚国的一些疏远公族，可能被充实到新开拓的国土上，甚至降为平民躬耕于野，因而对吴起积怨甚深。楚悼王死后，宗室众臣发生暴乱而攻打吴起，追射吴起并射中悼王的尸体。射中国王的尸体，属灭门重罪，因而在楚肃王继位后，“论罪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属于疏远公族的庄氏家族可能受到牵连，仓皇避祸，迁居宋国乡野。

通过梳理庄子的家族渊源，可以真切而深入地解开他为何能够接受贵族教育，为何敢对诸侯将相开口不逊，为何楚国要请他去当大官，而他又以不愿当牺牲的牛，作为拒绝聘任的理由。同时，一旦进入《庄子》书，我们就感到楚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在《秋水篇》中，庄子对梁相惠施云：“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鸾凤之属），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庄子家族生于南方，他便自居为“南方有鸟”，而且自拟为楚人崇尚的鸾凤。其家族迁于北方，便说“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在鸟由南飞北的叙述中，隐含着庄子家族由楚国迁徙至宋国的踪迹。

庄子笔下的楚国故事有十几个，多有一种归真悟道的神奇色彩，那可能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告诉他的关于那个失落了的遥远故乡的故事。“月是故乡明”，失落了的那轮故乡月，更是令人心尖儿发颤，激发出无穷的幻想。比如《庄子·徐无鬼篇》郢匠挥斤，那是牵连着楚国首都的故事。说是楚国郢都，有一个叫做“石”的工匠，挥斧快捷如风，能砍掉别人鼻尖上薄如蝇翼的白泥巴，被砍者鼻子不伤而立不失容。楚国首都的这位匠人是如何练就这份绝技的，庄子未作交代。但如果与《养生主篇》的庖丁解牛相比较，约略可知他也经过类乎“所见无非牛”“未尝见全牛”直至不以目视而“以神遇”，因而“以无厚入有间”的游刃有余的修炼进道的过程。这里讲“听而斵之”，而不是审视而斵之，强调的是以神运斧，而非以形运斧。匠石的绝技既是了得，那位白垩粘鼻的受斧者（所谓“质”），也是心神渊静，临危若定，进道极深。千余年后苏轼还神往这份绝技，在《书吴道子画后》说：“（吴）道子画人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楚国幅员广大，到了春秋战国之世，汉水之阴（山北为阴，水南为阳）已是楚国腹地。汉阴抱瓮丈人的故事，也是庄子借以论道的。《天地篇》说：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浑沌氏之术”是楚人的原始信仰。汉阴抱瓮丈人不愿使用方便省力的桔槔，宁可挖一条隧道下井汲水灌溉菜园子。他信奉的浑沌氏之术，如子贡从中体会到的“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这完全不同于孔子教人的“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机械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物质财富的开发。西方世界正是以此为基本着力点，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但处在浑沌思维中的庄子，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在那个时代就超前忧虑于对自然的开发违反了自然的本性，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德全、形全、神全”的三全和谐境界。他主张以道德通天顺地，并将这种道德楷模赋予楚地的抱瓮丈人。

此类楚风寓言，自古以来，沁人心脾。如宋朝文天祥极其赞赏：“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累丸承蜩”，是《庄子·达生篇》中让孔子在场见证的楚国驼背老人捕蝉的神奇故事。驼背老人回答孔子：“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应该说，驼背老人是形不全而神全。庄子于此，甚至采取损其形而全其神的叙事策略。驼背老人捕蝉之道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捕蝉也是小事，意味着在庄子心目中，道无所不在。如《知北游篇》庄子回答东郭子，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这里道在蝉翼，郢匠挥斤中道在薄如蝇翼的白垩土，即所谓“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凝神之极，唯知蝉翼而不知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这就是庄子借助这位楚国驼背老人所讲的道尚神全的道理。

先秦诸子启用俗文化的智慧，是激发自身原创性的极佳发酵剂。应该看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非常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主要面对非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以往未见于文字的民风民俗和口头传统，沉积深厚，一旦被诸子著录为文，精彩点化，就令人惊异于闻所未闻，造成巨大的思想学术冲击波。春秋战国之世彪炳千古的思想原创，与此关系深刻。我们知道，庄子丧妻时的行为很是惊世骇俗：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此则寓言颇受儒者诟病，却与楚国的原始民俗存在着深刻微妙的关系。据《明史·循吏列传》：“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这就把庄子鼓盆而歌与楚地原始风俗联系起来了。唐宋以后的笔记和地方志，对此类风俗记载甚多，如《隋书·地理志》载“蛮左”的丧葬习俗是：“无服，不复魂。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唐人张《朝野佥载》卷二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踏）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注：张：《朝野佥载》（《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合刊本），中华书局，1979，第40页。）这种古俗到明清时期犹存楚地，说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出自家族风俗记忆。从庄子向惠子阐述其为何“鼓盆而歌”来看，庄子已将古俗哲理化了。在反省人间生死哀乐之中，庄子提炼出一个“气”字，从而把冥冥漠漠之道与活活泼泼之生命，一脉贯通。他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对生死一如的生命链条作了这种大化流行的观察之后，庄子得出结论：“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看透了人之生死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聚散，通晓了万物皆化的道理，所以，在鼓盆而歌的行为中，便自然蕴含着见证天道运行的仪式。

相较而言，庄子写其祖籍地楚国与居留地宋国的态度和手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写楚国，他灵感勃发，神思驰骋，心理空间似乎比宇宙空间还要无际无涯；写宋国社会则似乎回到地面，描绘着各色人物的平庸、委琐、狭隘，甚至卑劣。《逍遥游篇》记述，宋人到越国去卖殷商时期样式的章甫（士人礼帽），可见宋人闭塞到了连蛮夷之地的服装、礼仪习俗与中原不同都不明白。另一个故事为：宋人有使手受冷水浸泡而不皲（龟）裂的好药秘方，却世世代代用来漂洗丝绵，甚至将秘方卖给异方客人。于此还可以进一步深思：庄子在写鲲鹏“图南”，以南冥为精神家园的时候，为何一再地谈论宋人的笨拙呢？从这种对比性的叙述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流亡后的庄氏家族，虽然已经四五十年了，但并未融入宋国社会。如果进一步考释，就会发现宋人的愚拙与宋国政治的封闭性有关，梳理《左传》对列国政治的记载，可知宋国始终以自家的公族执政，不接纳客卿。这种以专权而排他的政治结构，周旋于大国之间而求苟存的做法，造成游动于列国间的诸子对于宋人之闭塞、愚拙和刻板，多有反感。庄子当然感到切肤之痛，其余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都是著名的“宋国故事”。

地理也能为诸子学说的发生，提供思想形式创造的基地。庄子留居蒙泽湿地，他的文章携带着湿地林野的物种的多样性，清新、奇异和神秘，是文人呼吸着湿地林野空气的适意悟道的写作。庄子寓言写树大多辨析有用无用，写动物则涉及世相百态、道术百端。树木无言，动物有性，它们都是那位蒙泽湿地少年沉默的或调皮的朋友。作为流亡贵族后裔，少年出游无伴，遂与鸟兽虫鱼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最喜欢的动物似乎是鱼和蝴蝶，往往用之自喻，庄周梦蝶，濠梁观鱼，成了尽传庄生风采的千古佳话。对于猴子，庄子多加捉弄、嘲笑，说它不知礼义法度，像“猨狙衣以周公之服”，定会撕咬毁坏；说群狙见吴王登山，逃入树丛中，一狙自恃巧捷，在人前显摆自己，以色骄人，终致被执而死；又说狙公给群狙分发橡实，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其聪明被玩弄于有名无实的三四个手指之间。猴性活泼而浮躁，总是上当吃亏。人性不能取法猴性，应该有一种万物不足以扰心的定力。他是推许“用心若镜”，不取于心猿意马。

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对之浑无恶意，更多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而繁盛的动物世界，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山泽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他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人们仿佛听见少年庄生在山泽林间的欢呼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块蒙泽湿地，使庄氏家族获得了避开政治迫害的生存避风港，也使庄子思想获得了一个有大树丰草、有蝴蝶、有鱼、有螳螂、有蜗牛的梦一般的滋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