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风流派·公安派

明万历年间的诗文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人物。因“三袁”的籍贯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称。该派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公安派”可谓异军突起。此派成员的文学思想受到李贽的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对当时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认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发展，文学也应随之发展，“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他们反对摹拟古人，提出“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袁宏道《叙小修诗》)，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中道《花雪赋引》)基于这样的认识，公安派致力于解除对文学的各种束缚，求得文体的解放，至有“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的评价。其二，主张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要求文学作品要抒发作家的真实感情，表现作家的个性。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针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们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所以应该“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总之，公安派主张创作要有个性，要表现真情实感，只有“抒性灵”的作品、“从自己胸臆流出”的作品，才可能“令人夺魂”(袁宏道《小修集序》)。其三，公安派认为：文学要有一定的内容，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内容，则会空泛，故而他们认为“物之传者必以质”(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其四，与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和创新论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小说、戏曲创作，提倡通俗文学。他们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认为《西厢记》、《水浒传》，“皆古今至文”，如袁宏道不仅以民歌为诗，而且还赞扬《水浒传》比《史纪》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主张，十分新颖和大胆，在当时很有影响，但也遭到传统派文人的批评与攻击，正如鲁迅所说：“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大受排斥，其实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是很大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公安派作家较长于散文，他们的游记、尺牍、小品或秀丽清雅，或风趣活泼，很有特色。还有一些作品抨击时政，表现出对道学的不满。但总的看，他们的作品大都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抒写“文人雅士”的闲情逸志、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这与他们消极避世的态度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诗歌题材十分狭窄，内容贫乏，而诗风又较为轻佻，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云：“三袁诗人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这段话虽然不无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公安派”的风格对清代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