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研究·毛诗正义

一名《毛诗注疏》。诗经注本。四十卷。唐孔颖达(574—648)等撰，是唐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所作的《五经正义》之一，为唐时政府颁布的官书。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由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主体部分是《毛诗传笺》加上孔颖达等的疏文。《毛传》、《郑笺》被称为“注”，孔颖达等所作的“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毛诗传笺》本是先秦、两汉《诗经》研究成果的代表著作，《孔疏》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全部保留《毛传》、《郑笺》的注文，并给这些注文，再作疏释。它的疏释都必须符合毛、郑的《传》和《笺》，不合的都不予采取。所以《毛诗正义》属于严格的汉学体系。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给《毛诗传笺》补充了新的注解，丰富了义疏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该书附有陆元朗(德明)的《毛诗释文》。陆氏著《经典释文》，综合汉魏以来文字音训研究的成果，考述经学传授源流，收集汉魏六朝学者二百三十馀家所注五经文字的音切和训诂，使五经的文字每字都有音切和训义。《毛诗释文》是《经典释文》中的一种，它对《诗经》的文字作了简明的音切和训释，《毛诗正义》把它作为文字音训的标准，合编在一起，成为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它超过以前《诗经》传本的地方。《毛诗正义》以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的文字为定本。从汉代以来，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今古文各派之争，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师法多门，义疏纷纭，章句繁杂，连经文也互有出入。唐初为了实现经学的统一，先由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完成《五经》文字的统一;再由孔颖达等撰述《五经正义》，完成《五经》疏解的一致，都由朝廷颁行为官书。从此，诵读《五经》和明经科取士，经文必须依据《定本》，义疏必须依据《正义》。自《毛诗正义》采用颜师古考定的文字为标准以后，《诗经》的文句就完全固定下来，不再产生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一直流传到现在。《毛诗正义》曾对《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其言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正义·郑玄诗谱序疏》)是历代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第一家。关于“赋、比、兴”的问题，《诗序》没有说明它的涵义，直到《毛诗正义》，才在《诗大序》六义疏文中，引郑玄《周礼·春官》六诗的注文，并补充说“诗文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诸言‘如’者，皆比辞也”;“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又总结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得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成为早期《毛诗》学派的权威论述。《毛诗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持论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毛诗正义》收入《四库全书》，又有《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书后附阮元《毛诗校勘记》)。通行有《四部备要》本与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