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中印诗缘

据考古发现，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可溯至公元前十世纪以前;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载有“支那”之名。那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靠口耳相传。屈原《天问》有“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一语，以及“灵蛇吞象”、“巨鳌戴山”的说法，一般认为来自印度。印度学者则认为，通过口传渠道，中诗影响到了印诗。查特吉(S.K.Chat-terji)指出，中印两种自然观原本不同，后来中国道家超然态度的传入，印度才有了新的看法。迦梨陀娑融合了中印两种自然观。他结撰《云使》时，以倩云捎信为母题，很可能受中国文学影响(屈原有“愿寄言于浮云”之句，徐幹也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之诗);后来这个母题还为德国诗人所袭用。新兴人类学根据初民文化遗迹，提出平行发展说。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即认为，屈原《天问》，就遂古之初而发问，涉及宇宙和神话知识，也见于印度《梨俱吠陀》、北欧《埃达》等诗。看来，若断定中印文学口传间的影响，尚须信而有征的史实。自东汉末年以来，随着佛经的翻译，佛理禅说(及因明论)便陆续渗透到中国文学之中。在诗歌创作领域，自曹操以降，代不乏人。曹氏名诗《短歌行》，以朝露写人生，不仅袭用康僧会《六度集经》的文句，而且袭用其譬喻文学的技巧。在两晋南北朝，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佛教清寂出世思想，潜入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行。隋唐之际，禅宗与诗开始结缘，王梵志、寒山、拾得均以禅诗闻名于世，而王维尤有“诗佛”之称。后来，李、杜、柳、白也受禅佛影响，写出不少名篇(如柳氏的《江雪》)。宋代苏轼、欧阳修和陆游，写顿悟后的禅悦，情思幽深，受人激赏，而严羽的《沧浪诗话》，则开了以禅说诗的先河。元明清诸代，佛禅渗入戏曲、小说的例子日渐增多，但因佛教已在中国文化中深植根基，觅诗释门、吟禅咏佛者，也时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