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时代、地域和作者·《商颂》的时代

《国语·鲁语》载鲁国大夫闵马父语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闵马父以为“商之名颂”是殷商“先圣王”之作。这是关于《商颂》创作年代最早的记载。

汉时出现两说：

1. 古文毛诗承《国语》闵马父之说，以为《商颂》是商代的祭祀诗。《毛诗序》说：“《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 (父) 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后姚际恒、马瑞辰、陈奂、梁启超及当代学者杨公骥先生皆从此说。

2. 今文三家则以为《商颂》为春秋时代鲁国大夫正考父所作。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说：“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司马迁用的是鲁诗的说法。“齐说曰：‘《商》，宋诗也。’ 韩说曰： ‘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 《商颂》十二篇。’”(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其后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以及当代众多学者皆从此说。

两派都提出了许多论据以证成其说，认为《商颂》为春秋宋诗说的主要论据是：

1. 宋为商后，周人称宋为商，《商颂》即 《宋颂》。

2. 《商颂》中所言 “自古在昔”、“顾予蒸尝，汤孙之将”，不似子祭父之语，而当为“易世之后，人往风微，庶冀先祖之眷顾而佑我子孙乎。”

3. 《商颂·殷武》言“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mí)入其阻，裒(póu)荆之旅。”楚初称荆，至鲁僖公二年(前658)始称楚，商代不可能有伐楚之事。《殷武》所载伐楚战争，当指鲁僖公四年 (前656) 的“召陵之战”。(以上三条见魏源《诗古微》)

4. 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短不入韵，《商颂》反而铺张繁富。《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当为同时之作。

5. 万舞之名始于周，若《商颂》 作于商时，不得有万舞。

6. 孔颖达《干旄疏》引王肃说云：“夏后氏驾两，谓之丽;殷益以一騑，谓之骖; 周人又益一騑，谓之驷。”而《商颂》则有“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之语，纯属周制。(以上三条见皮锡瑞《诗经通论》)。

7. 《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中“景山”为山名，“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

8.《商颂》之语与周诗相类，如“《烈祖》之 ‘时靡有争’，与《江汉》同。‘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由是观之，则《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周太师。”(以上二条见王国维《乐诗考略》)

9. 王国维《说商颂》将“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之校读为 “效”，而训为 “献”。

认为《商颂》是商代祭诗的主要论据是：

1. 文体古拙，“虞廷赓歌，每句入韵，《商颂》多为此体，正见去古未远处。”(姚际恒《诗经通论》)。

2.正考父为宋戴公、武公、宣公时人，中隔庄公、湣公、恒公，才至襄公。正考父不可能作《商颂》赞美远在他后的宋襄公。(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3. 襄公之前已引用 《商颂》。“隐公三年《左传》美宋宣公，引《商颂》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晋语》公孙固对宋襄公，引 《商颂》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则《商颂》不作于宋襄，内外传有明证矣。”(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十，陈奂补)

4. 在先秦有时偶然称宋为商，那是因为从其旧称，正如孔子自称是 ‘殷人’ 一样，但作为庙堂祭歌则不能将《宋颂》称为《商颂》。先秦文献中凡是引到《商颂》时皆名为《商颂》，从无称《宋颂》的例子。

5. 楚之称楚，并非始于春秋时，早在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中，便有了楚和楚荆的名号。据郭沫若《中国史稿》言，楚最初是居住在今湖北省荆山一带的部族，很早就是商朝的一个诸侯国。楚在南方扩张势力过程中难免和商发生冲突。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卜辞中就有“戊戌卜，佑 (又) 伐芈”的记载 (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 卜辞第358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芈是楚人的姓，伐芈就是伐楚。这些说明商伐楚是可能存在的。《殷武》当是商王伐楚取得胜利的记实。至于宋襄公父恒公，虽曾于公元前656年随盟主齐桓公伐楚，但也只进到许国南境楚国北境的召陵一带，并未如《殷武》所称“罙入其阻”;同时，齐、楚未交兵便结盟而退，并未如《殷武》所称“裒荆之旅”。

6.据古史所载，称作景山的名山共有五个。在殷商都城 (安阳殷墟)西北九十里就有一个景山。且《商颂》中的“景山”应是泛指大山。

7. 诗歌的制作往往是对旧诗的加工或改写，许多诗歌在主题、手法、语句上大多套袭前代的诗歌。因此《商颂》与周诗在某些语句上的相同，并不能由此证明是同期的诗歌。

8. “古”、“今”是相对的，商代任何时候都有这时之“古”，都有当时人之“先人”。早于“今”的皆可称“古”，不能因其中有“自古”字样，便断定是“易世之后”之作。自汤孙太甲以后至商亡共历十五世二十八王，其中任何一王皆可自称汤孙。

9. 殷商时代已有一车四马之制。在殷墟武官村殷大墓中有车四辆，马骨骼十六付。在其它墓葬中也有些是一车四马。王肃关于三代车制的说法不足为证。

10. 从《商颂》 内容看，在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 中所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以上七条见杨公骥《中国文学·商颂考》)

《商颂》非正考父所作，似可成定论。但究竟为宋诗还是商诗，还缺乏更充分有力的证据。现学术界虽多数学者将《商颂》看作是春秋时代宋国的诗，但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于商诗说。我们从《商颂》所表现的内容看，当是商代的产物;从《商颂》的艺术表现形式看，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故《商颂》很有可能是草创于殷商后期，后不断被人增删润色，最后写定于春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