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地上的歌者——单永珍诗歌论
◎许峰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的一种根本变化。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问题——或者说对现代性的问题的忧虑与揭示溢于言表。在一个以消费为表征的时代，在一个意义世界逐渐隐去，追问的兴趣逐渐丧失、在消费中即可得到满足的时代，对于文学意义的坚守和价值立场的捍卫是否还有可能，或者说从事文学写作是否还有意义，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谈起文学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不满意。究其原因，是因为作家们迎合了消费时代的需求，将创作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他们的作品之中丝毫感受不到文学的积极意义和理想追求。当文学被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庸俗的社会学严重异化的时候，文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便变得面目可憎，不屑谈及。最值得怀疑的是，许多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他们的内心对文学没有敬畏之心，更谈不上态度的真诚。从事文学只是他们谋生或者扬名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而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假如还有一种能够为他们带来名利的事业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文学而选择其他。因此，你能期望这些没有敬畏之心的作家们写出有思想有价值有艺术趣味的作品来吗？反倒是在边缘的西部，有一些对文学抱有虔诚敬畏之心的作家，将文学看作生命的一部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文学写作成了他们存在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蕴含着对自己笔下人物和人类温暖的爱意，有着对美好人性、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直接赞美或隐喻性的肯定。他们将文学的写作看成一种神圣的行为，甚至是一种幸福。（单永珍在《相信自己，相信未来》中说道：“生活在‘西海固’这块土地上，用虔诚的心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再用诗的语言写出心里的话，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因此，作为一个诗人是幸福的。”见《朔方》2010年第1期）
换言之，他们正在用自己在文学上的努力去对抗社会的世俗，去表现更为丰富的人生意义和精神人格，去改善生活的热情与信心，去帮助所有人追求理想的生活。
说起西部的诗人，人们自然会想起昌耀和沈苇，他们从历史意义上已经参与了当代诗歌史的构建，他们的诗歌成就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界限，成为诗歌史上璀璨的明星。在宁夏，单永珍绝对是继昌耀和沈苇之后又一位典型意义上的西部诗人，单永珍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对诗歌创作那种执着的精神，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词语奔跑》《大地行走》两部诗集集中体现了单永珍在诗歌上的艺术成就。单永珍用他那遒劲并且充满激情的笔触伸向了西北大地的历史与现实，他身体力行，背着行囊游历大西北的大山大河，充分享受这样的过程，在与大自然的精神结合之中，孕育出他心中完美的诗歌。
一、诗歌的历史化
“历史化”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学术概念，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明信提出了“永远历史化”这一理论，认为总是有一种政治无意识在起作用，碎片化的、寓言化的语言总会建构成历史。他尤其重视历史客观化与主体化的相互作用。国内学者对“历史化”的研究有自己的话语语境。陈晓明指出，“历史化”是指文学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单永珍是一个有着深沉历史意识的诗人，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解构，他洒脱豪爽的天性决定了他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有着天然的摒弃。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人对历史的态度势必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社会感知。在对历史的言说中，抒情主体试图回归历史现场去体味时空的魅力，去完成一次次的精神历程。《唐朝》《西夏》《大清》等诗歌都呈现出了单永珍对历史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在《唐朝》一诗中，诗人怀着羡慕的眼光去打量着唐朝的诗人。在叙说唐朝诗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反思诗歌的成长环境。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顶峰。各种文化交融促使文化繁荣，诗仙，诗圣，诗鬼，边塞诗人等名家辈出，这些也进入了单永珍的考察视野，实际上，这也是诗人们的夙愿。当“健美的女子走过带霜的小桥/敲打着诗歌的骨头/一颗寒星闪烁之后/诗歌已经死亡”，自唐朝以后，诗歌再也不会拥有如此的盛相。诗歌的结尾如此的苍凉，在“冷月高悬”中一代盛相不复存在。《西夏》这首诗歌被单永珍写得豪迈、壮阔，但也流露出诗人的惋惜。“三千女人怀孕，三千壮士牺牲，三千羯羊断喉，三千孩子诞生”。在“广漠远大”的西夏土地上，李元昊的子孙们生生不息，然而再强悍的民族也经不起岁月的洗礼，“历史悄然退隐/而一座座西夏王陵修饰着滴血的黄昏”。西夏成了历史的记忆，却在诗人的诗歌里重新得到形象的建构与被言说的命运。《大清》这首诗歌表现出来的内容最为平淡，诗歌内容仅仅是历史常识的诗意演绎，历史事件与教科书无异。这首诗称奇的地方就在于诗歌结尾的几句，“战争尚未开始，大清就已被自己打败，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上，大清把自己写得最黑暗，让后人蒙垢”。《大清》一开始是现象描述，到结尾，诗人做出了历史的判断，也彰显出了诗人的历史价值观。
单永珍的诗歌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在他的诗歌中，历史物象不经意就闯进他的诗歌视野，现代与历史在他的诗歌中同时出现，有种“关公战秦琼”的意味。比如《雪落敦煌》中，既有古代“成吉思汗的日记”，也有现代的“email”。他的诗句穿过了地域界限，跳跃了古今之隔。有论者指出：“他的诗歌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其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张力具有明显的横纵坐标，横可观现今社会，纵可看上下千年。”（孙丽娜：《苍茫的刚健之美》，见《大地行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单永珍是历史的“逆子”，从精神溯源上，他继承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的那种戏谑历史、重构历史的写作精神。在诗歌的主旨上，他的诗歌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莫言《红高粱》中那种展示中华民族强悍和血腥的精神。在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中，重塑着历史的主体，也表达着抒情主体的精神自由。
二、诗歌地理学
诗人何为？为大地所生而歌唱着大地的人便是诗人。单永珍就是西北大地上的歌者，他用沙哑的喉咙为西北大地唱出充满高亢而具有冲击力的旋律。这个旋律萦绕在西北大地的上空，西北大地上也留下了他那充满忧伤的脚印。在单永珍的意识里，诗歌永远在路上，是奔跑、行走的产物。他崇拜李白那样游历大江南北放荡不羁的诗人，他鄙弃晏殊那样整日赋闲在家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人。几年的游历，单永珍已为自己建构起一套诗歌美学——诗歌地理学。
在《我的诗歌地理》中，单永珍饱含深情地写道：
这是皇天厚土的西北，七星高挂的西北，雪花如席的西北，走石如斗的西北，牛羊马匹的西北，鹰穿寒流的西北，这是我一生走不完的西北啊！西北高迥，山脉连着山脉；西北内蕴，随手一抛便是唐砖宋瓦；西北高亢，遍地生长着灿烂的诗篇。在西北，你在不经意间会听到信天游、花儿、史诗、秦腔、十二木卡姆，还有马头琴传来的蒙古长调。这些来自民间的营养，使我的诗歌血质发生着变化，我沉默且安静，骚动且激励。我用一个回族人特有的目光来完成与这个世界的生命对话。我被北中国灿烂的古文明所迷醉。
这几年，我忧伤的脚步穿行在青藏高原、新疆达坂、黄土高原、河西大漠、蒙古草原，在那些寺院、帐篷、黄泥小屋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夜晚。孤行者是寂寞的，在我和那些牧人、农民、商贩相处的日子里，我骨子里被城市文明所浸染的习惯在慢慢改变，才发现生活让我如此充实，如此丰富。我心碎的爱情在孤旅中被重新唤醒，俗世的纷扰被丢在风中，我毫不脸红地在路上吼两句酸曲儿，喊几句骚花儿，这酸与骚，竟与西北诸大陆如此契合，与这里的水土如此相融，与大山里的人们如此血肉相连。
我知道，这辈子的激情会在这种浪漫中慢慢耗尽。
我义无反顾地在路上流浪、散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单永珍的内心真情的告白，是因为在上面的话语中，已经为我们展现出了诗人关于自我的地理学，揭示了地方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塑形作用。同时，单永珍也为我们揭示了自我的生成与地方性的特殊关系，以此来表达诗人独特的空间感受以及地方在形成主体的意识结构中的建构作用。他在诗歌中，不仅揭示出一个地方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深刻挖掘一个地方的自然历史所蕴涵的美学意味以及道德内涵。这与诗人充满激情的奔跑、行走有着天然的关系，正是诗人对西北的切身感受，才造就了单永珍诗歌之中彰显诗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与激情的关系。
他的名诗《青海：风吹天堂》是一首信息量大的长诗，在这首诗歌中，丰富的意象，多变的形式，变化的修辞，苍劲的诗风，各种文化的杂糅，都是单永珍诗歌的一次话语的转型。单永珍以他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去感受青海的浩瀚与广阔。这首诗歌是诗人2009年在青海的精神流浪中留下的一些生命印记，在诗中，单永珍将青海“心灵化”，这里的物象是独具地域色彩的，每个物象都经过诗人的心灵观照投射出来，而诗人又被青藏高原的宗教色彩表现出来的神性所折服，并且沉醉其中。在青藏高原这种充满灵魂色彩的精神世界里，只有诗人能够做到灵与肉的完美统一并且融入其中，而这样神性的世界又本能拒绝着社会的世俗，于是“衣冠楚楚的男人”“怨天尤人的美女”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无所适从和焦虑。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性，缺乏一个纯洁的内心世界。
单永珍大部分的诗歌取材来自于西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这些地方留下过诗人“忧伤的脚印”，也留下了诗人生命的印记。西北是单永珍的西北，在他的诗歌中，观察者的目光颇具深意，在打量这些景观时，被深深刻下了单永珍的名字。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心理体验去挖掘出地域所含有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观察者审美化的目光往往随着抒情主体情感的弱化而让位于居住者复杂的伦理感受。比如《海藏寺》《河西在上》《河西：甘肃的鞋带》等诗歌，前面部分都会呈现出审美化的物象修辞，结尾部分成为抒情主体情感的重心。“海藏寺旁/牛挤奶/羊下羔/一盏酥油灯下有人忏悔”（《海藏寺》），海藏寺内灯下的人的感受成为诗歌的“诗眼”。总之，西北大地与单永珍之间已经形成互相重塑的关系，西北大地是单永珍创作的精神源泉，而单永珍在西北大地的怀抱里得到了精神的洗礼，其精神得到了升华。
单永珍对城市画魂的诗歌写得很有特色。首先这样的诗歌首先要抓住城市的灵魂，也就是主要的特征。虽然这种特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后，再通过诗歌去复原一个城市的形象。比如《中宁：血一样的枸杞》《灵武：一个叫梧桐树的乡镇》《青铜峡：恢弘如歌》《永宁：回乡风情园旁》《吴忠：金积堡》《中卫：花儿的唱法》《“西海固”：落日的标点》等诗歌，各个城市组成了一个单永珍心中的宁夏。一个诗人如果对于自己的家乡没有感情，我们就会很怀疑他诗歌的价值。单永珍用他那多情的嗓音，歌唱着他那美丽的家乡。单永珍像荷尔德林一样，都信奉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所以，对宁夏的赞美同样也是他咏叹西北大地的一部分。
三、陌生化与诗歌的审美效果
单永珍的诗歌是想象力的凝聚，与莫言的小说一样，充满着强大的感知能力。具体到他的诗歌艺术，我们发现，绵密的意象群让人应接不暇，跌宕起伏的诗歌旋律使人称奇，诗歌话语之中充满着无形的力量和冲击力。在他的文字背后，我们能够体验到诗人的灵魂与思想。他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他的诗歌，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人生的体验，一种对待文学的方式。单永珍拿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来证明自己对诗歌语言的要求：干净。干净只是诗歌的外在形式，诗人内心的干净才能使诗歌走得更深远，单永珍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诗歌显得很大气，这种大气让人感受到他诗歌的厚重。诗歌读完了，但在句号的后面似乎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内容让人去读。
读单永珍的诗歌还有一个感受，他的诗歌话语带有颠覆性，形式主义学派的说法就是“陌生化”。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性地打断习以为常的标准，从而让人们在惊讶之中重新使用眼睛，重新见识一个崭新的世界（南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因此，在单永珍的诗歌里，他经常颠覆话语的逻辑，颠倒时空的观念，以求得艺术上的新奇。就拿《素描：一幅油画》这首诗歌来说，“一支野蛮的箭，带着暧昧与复仇”，波斯商人是吃大蒜的，刀客嘴里口喷火焰，学习算术的是一个正在玩耍的私生子。诗歌中的物象被诗人“陌生化”，带来的效果就是把历史与现实都悬隔了起来，诗歌中句与句之间没有了必然的逻辑联系。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散乱，但是这些物象结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图景。部分的陌生化带来的是整体的陌生化，欣赏这样的油画不需要追求其终极意义，因为，欣赏的过程本身就是在追求意义。这首诗歌带有了后现代主义的味道。
诗随心动，这是单永珍写作的一个特点。他的诗歌看起来具有跳跃性，结构有些紊乱，甚至有些支离破碎的感觉。这都源于诗人思维的跳跃。然而，他诗歌里的所有物象又都统摄在诗人主体的情绪之下，他追求的不是现实的完整而是心灵的完整，这样反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这是单永珍诗歌的魅力所在。
总之，在一个功利化的世俗年代，单永珍正在用自己的努力去捍卫文学的力量和价值，他追求一种纯粹的精神境界，他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手持长矛，刺向世俗的风车。他在用实际的行动去体验和理解那些生活中的不幸，用悲悯的目光去注视人间的痛苦，西北大地因为他的歌唱而变得有生机、有活力，在他的背影中，我们看到了他灵魂的形状，从他的脚印中，我们感觉到了他灵魂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