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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族的长河里溯源而上。
母亲系中，模糊不清的人流里，一位端庄秀美、体态丰腴的妇人，正含笑向我招手。“阿娘——”我张开双臂，扑向她的怀抱，她却化成一朵浪花，随波而去。岸边的我泪流满面。
“阿娘”是方言“奶奶”的叫法。我唤“阿娘”的，除了奶奶，还有两个外婆。为何我有两个外婆，且以“阿娘”相称？少时不甚了了，成年后才明白其中的辛酸。这曾是母亲家族，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一直避讳的话题。
“阿娘”之一叫陈阿英，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生于浙东鄞奉平原柱石村。她有三个兄弟，一个姐姐。一条剡溪从村边蜿蜒流过，流向东海。当年的旧居，后门见山，遍植桃树。我曾几次爬到山上，想像少女的陈阿英是否曾倚靠着桃树，面对眼前的剡溪，眺望甬山，怀揣着一个桃花般的美梦。
一场突如其来的婚姻改写了她的人生。
先是，一顶花轿将她的姐姐陈根凤吹吹打打抬到数里远的蒋葭浦村。这是一桩令人们羡慕的婚姻，新郎蒋能铭，名兴祥，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江口镇一带小有名气的富商。他在镇上开一家“蒋正康南货店”，店号取“正宗健康”之义。店面三开间，楼上住人，一楼销售和生产拜岁饼、麻饼、结饼、状元糕等各种糕饼、糖果，有糕饼师傅、店员等三四十人。方圆几十里，小至拜岁、送礼，大至婚丧嫁娶、建房上梁，“蒋正康南货店”都是人们的首选。如今七十岁以上的江口人，几乎无人不知蒋老板和他的南货店。隔着七十多年时光的河流，我着实难以知晓富裕的男方如何会与普通的农家女结亲。婚后多年，夫妻虽然和睦，但陈根凤一直无出。有一年，陈根凤身患伤寒，奄奄一息。她母亲疼惜之余，想到若女儿撒手而去，女婿定要再娶，万贯家财必将旁落，便主动向能铭建议：看来我家根凤命薄，没福伴你到老，若你喜欢我家阿英，就娶她吧。
彼时，阿英16岁，容貌出众，小姐姐根凤11岁，颇获已35岁的蒋能铭欢心。
很快，蒋家的花轿再次降临柱石陈家。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阿英婚后，姐姐陈根凤的病，竟慢慢痊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家前辈向有纳侧室前例，且新妇又是亲妹，陈根凤自然无话可说。一年后，陈阿英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上甬山躲避日本鬼子，冷饿交加致断乳，眼睁睁看着襁褓中的幼儿饿死在自己怀中。之后，陈阿英又相继产下三个女儿——香蜜、小蜜（幺折）、乖蜜，最小的乖蜜即是我母亲。多少年后，因陈阿英、陈根凤居地不同，我分别叫她们为上海阿娘、后竺阿娘。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也许，这阿娘的称呼能给她们带去些许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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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当其他有两房妻室的家庭在为谁去谁留伤脑筋甚至大动干戈时，陈阿英却主动提出与外公离婚，去上海投奔她的弟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江口一带，有不少吃苦耐劳、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喜欢去上海十里洋场讨生活，男的做工、做裁缝，女的做娘姨。至今，许多人家都有上海的亲戚。陈阿英的母亲声声叮嘱陈阿英，到了上海，看到好的人家，就嫁了吧。26岁的陈阿英，携一只仅容几件替换衣服的包袱，拒带外公为她准备的一切钱财，泪别年幼的姨妈和母亲，从剡江乘船至宁波，再在宁波江北外滩乘轮船渡海，在一位已在上海定居的好心乡人的陪伴下，登上了黄浦江十六铺码头，从此成了一位上海人。
少不更事的母亲，听说自己的妈要去上海，便高兴地拍着手说，姆妈，新新袄袄带点儿来噢！上海阿娘含泪点头。此话真的成了母女间一辈子的约定，以后上海阿娘持续不断地为我姨妈、母亲及她们的孩子们买衣送鞋，终其一生。当我也成为母亲后，我实在不敢想象这样离别的场景，上海阿娘的心一定在滴血。当年，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女子，需要多大的勇气，才会抛家弃女，远走他乡谋生？
此后，养育我姨妈和母亲的责任，自然落到后竺阿娘的肩上。天生一副菩萨心肠的后竺阿娘，将孩子们视如己出，慈爱有加，无论她们有何愿望，只要能办到，总是尽量满足迁就。加上家庭富裕，生活无忧，姨妈和母亲的成长是快乐的，促使她们养成了阳光、执拗、无拘无束的个性。母亲说，她小时候身边围绕着许多小伙伴，她常叫小伙伴在店门外等着，自己到南货店偷些糕饼或糖果出来，混了个好人缘。而打扮时尚、年轻漂亮的姨妈，更是江口的“名媛”，是众多小伙子的梦中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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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娘在江口时，外公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到倒马桶、痰盂，家务活都有人包揽。到上海后，由小舅公介绍做娘姨。从一个被人服侍的老板娘成为服侍别人的娘姨，落差之大岂是一般女子所能承受？好在上海阿娘本是农家女出身，刚强开朗，手脚利落，年轻力壮，颇得主人家喜爱。
几年后，上海阿娘结束了娘姨生活，到里弄办的工厂织毛巾、做手套、骑三轮车运货，同时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一间仅容得下一张床一张桌的亭子間。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去过她居住的成都北路7弄56号。这是一处三户人家合住的二层楼房。一楼狭长过道的右侧，并排安放三户人家的煤气灶、煤球炉及煤饼、引火柴等。一楼尽头和楼上各住一户人家。阿娘的家，是7平方米的亭子间，位于一楼大门左侧和楼梯弄的交接处，家中仅容得下小床、斗桌和木椅、小凳各一。阿娘将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了。在楼梯下床的一侧置一张低矮的小桌，上面放饮料、小菜等物。再里面的低处放皮箱，床下有折叠小桌，取出来作餐桌用。虽然是蜗居，但阿娘已十分满足。艰辛的生活，丝毫没减少她的美丽，她依然是唇红齿白、明眸善睐的女子，以至于如今当我父亲回忆她的模样时，仍赞叹她：“到了六十岁，还面若桃花，肤如凝脂。”有的男人欣赏她的美丽，有的男人喜欢她的自强，但皆被她拒之门外。
我无法推知阿娘锁在心底里的真实心思，就如我无法推知当年外公离世时她为何都没回来与他见最后一面。我一遍遍呼唤已沉睡地下的阿娘，你的心里深藏着多少为后辈所难能体味、无法探测的辛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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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那年的暑假，父母将我和一大筐水蜜桃托人送到了上海。阿娘只留下了几只水蜜桃，将其余部分分送给亲朋好友。
阿娘孤独的生活，因为有我的进入而显得格外忙碌和兴奋，小菜丰盛，饮料、零食不断。吃饭时，她将大部分鱼肉搛到我的碗里，我若吃得少，还要遭骂。每天下午，她必从街道工厂溜出来偷偷看我一眼，买一支奶油棒冰，还带来一大杯红艳艳的果子露——事后我才得知，那是她厂里发给工人的防暑饮料，她自己一口也未曾喝过。晚上睡觉，她会抱一下我，自言自语道，波波囡啊，你怎么那么瘦小？我一定要将你养胖。当阿娘得知隔壁的女孩骂我“乡下人”，我吓得不敢出去玩时，她大为光火，马上拉着我，大着嗓门走进那户人家，对那个女孩的母亲说：“这里有几个是正宗的上海人，你们上代不也是从苏北来的吗？如果波波和你女儿站在一起，只要不说话，谁更像乡下人？”使得他们当场向我们道歉。阿娘握着拳头说：“这世上欺软怕硬的人多，只要有理，你不要去怕。”我觉得阿娘好强大，强大得像一座山。
血缘是奇妙的，我与上海阿娘即使好几年才见上一次面，在她面前，我也会耍无赖、哭鼻子，不管她是否大着嗓门佯装生气样，我从不怕她，知道她心里疼爱着我。小时候，那些让人羡慕的花裙子、羊毛衫、花头饰、万花筒、巧克力、大面包、奶糖、香皂和塑料文具盒等，哪一样不是她托人带到我们面前？当周围的小伙伴穿着粗布旧衣时，我却打扮得像小公主。可我无从知晓，那些东西背后的血汗钱阿娘是如何挣得，她自己又如何节俭。阿娘去世后，母亲带回的她的几件衣服，都是最普通的旧衣，唯一的电器是一只小收音机。犹记得，17岁那年初中毕业后的暑假，我在上海新华书店看中一套《歌德诗集》（上、下册）和《德国诗选》，见价格不菲，阿娘起先不买，我整日板脸不理她。第二天，她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而我趁机打劫，又买了几本学习用书。路上，她转道去静安寺，在佛前念念有词，求佛祖保佑我学有所进，健康成长。谁知那年一别，竟成永诀。如今，抚书追思，感慨自己学无所长，辜负了阿娘的期望。
阿娘向来有起早去公园散步的习惯，1987年初夏的一天，邻居见天大亮了阿娘的房门依然紧闭，敲门也毫无应答，怕有万一，将她的侄子叫来，破门而入，却见阿娘已驾鹤西去。那年，她才63岁。当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切，是在一个月之后了。我在大学的寝室里痛哭不已，为她这一生只为别人而活却从不抱怨半句，为她生前尝尽孤独、死去万般寂寞。
那年暑假在上海，阿娘曾告诉过我，她死后，别把她和他们葬在一起。“他们”当然指外公和后竺阿娘。当时，后竺阿娘已病逝3年，与外公葬在一起。阿娘这一微小的心愿，却没有得到满足。年年清明，我望着三人的合茔，眼泪禁不住流淌。生前，阿娘是別人的陪衬，为了挣脱身上的枷锁，她付出了百倍的努力，没想到死后却依旧戴上那副枷锁，逃脱不了强加于她的符号。我也深知，此事也怨不得姨妈和母亲，百年后父母同穴的规矩谁也不敢去破除。可是，阿娘的心思又有谁去体察？阿娘留给我的是永远的负疚和疼痛。
每次从皮箱底翻出那件阿娘年轻时所穿的藏青毛葛料旗袍，我都心疼得要碎。三十多年的思念，顿时化作两行无声的清泪。就在今夜，请让我做一个长梦，梦见阿娘穿上这款旗袍，涉过那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款款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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