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鉴赏】

〔注〕　灵壁：本秦符离县地。汉属沛郡。隋属徐州。唐时降为灵壁镇。《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符离县》：“灵壁故城，在县东北九十里。”宋哲宗元祐七年改为县。今属安徽省。汴之阳：汴水北岸。汴水上流受黄河水，隋朝之后其故道由旧郑州、开封至商丘，改东南流经灵壁、泗县入淮河。北宋漕运江淮湖浙的粮粟入京师，皆由此道。故文中称张氏园亭地处“舟车冠盖之冲”。　宋：宋州，北宋升为南京应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苏轼罢徐州任，至此病留半月，转水路赴湖州。　泗：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流经曲阜、徐州。宋熙宁中黄河改道流向东南，于徐州合泗水入淮河。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到排斥，自请外放，由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不久徙知密州，又徙知徐州、湖州。本文就是苏轼于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由商丘循汴河赴湖州任途中，经过灵壁张氏园亭，应张硕之请而作的一篇记文。

这里记的是一座私家庄园。通过记述这座庄园的地理位置、景物、规模、用处及其建筑始末，苏轼生发一通议论，以别抒怀抱。自“古之君子”以下，则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这个重心即是围绕“不必仕，不必不仕”这一命题所进行的探讨，及其所作出的抉择。

仕与隐，是古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人生首要课题，从而也构成了古典诗文中的永恒主题之一。苏轼提出“不必仕”，是因为他认为“必仕则忘其身”。一个人如果一心追求功名爵禄，不顾政局的好坏、执政者是否贤明，就会入迷途而不知返，临危境而不知止，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此之谓“忘其身”。苏轼提出“不必不仕”，是因为他认为“必不仕则忘其君”。一个人如果永远优游燕息于山林风月之中，固然可以全身远祸，陶情怡性，但却丢开了为君主效力的义务，没有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此之谓“忘其君”。而在苏轼看来，一般的知识分子恰恰好走这两个极端。后者招来“违亲绝俗”的非议，前者又犯了“怀禄苟安”的毛病。苏轼自己的主张则是“蹈其义”，“赴其节”，“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他打了个奇妙的比喻：譬如人的饮食，饥渴的时候，就应吃喝；吃饱喝足，就应当停止。说到底，他还是主张出仕的，只是在仕途中不要沉迷，应当临危即止，急流勇退。

这流露了苏轼在辗转流徙的仕宦生涯中的典型心态。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多年的入仕从政，已经尽到了自己对君主效力的义务；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因自己与执政者的政见不合，而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因此产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他力图对这两方面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以维系其精神的平衡，摆脱仕宦不遇的烦恼和痛苦。

鉴于以上心态，苏轼从张氏园亭受到启发。他认为这种“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的庄园，既是出仕的根据地，又是退隐的避风港。出仕，有庄园的物产可以养其亲，为行义求志解除后顾之忧；退隐，也不但有庄园的物产可以养其老，更有山林景致可以怡其性，为全身远祸找到一块理想的乐土。苏轼还认为，建筑这样的庄园不仅是为个人计，而且也是为子孙计。所以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表示相中了徐州：一是这地方的地理位置、物产风景及民风民俗好；二是这地方的百姓对自己有感情。他想在徐州购置一座庄园，与张氏庄园南北相望，以便退隐之后在这里养老，且时与张氏子孙往来游乐。文章以此作结，表现了苏轼趋归隐逸的思想。

从不久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发生“乌台诗案”，遭到下狱陷害来看，他在本文中流露的急流勇退的想法并非没有根据，也不是出于一时之兴，他在离徐州赴南京时写给苏辙的诗中就说过“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了。

为充分表达文章的重心，文章的开头就不能不详细描述张氏园亭的地理位置、环境风貌、景物构筑、物产养植，以突现“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的作用，及张氏先人构筑此园亭的远见卓识和泽及子孙的功德。这些内容越是写得充分，作者最后“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的构想才更有基础，更显得合理。同时，也满足了张硕要求作者向世人介绍其园亭之美，及其先人功德的愿望。

形式上，文章熔记叙、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特别表现出苏文惯有的善于理性思辨的特长。议论风生，长短句式的相互搭配，间以一连串的对偶句式的穿插，使行文如行云流水，无风自涌，具有雄辩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