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放鹤亭记
苏轼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饱汝。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这篇亭记，是作者任徐州知府时所作，文末注明为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初八日。当时，山林隐士张天骥因草堂被淹而迁居东山，在那里建亭放鹤，自娱情怀。苏轼与其交游甚欢，便挥笔为放鹤亭写了这篇题记。全文围绕着隐居之乐远胜于南面为君之乐这一中心，写得变化跌宕，波澜层出，如前人所说：“其得心应手处，读之最能发人文机。”
全文共三段。首段叙述亭的修建及命名的缘由。作者先言亭主迁居后觅得异境，作亭其上，点出题中“亭”字。至于境有何异，再分两层补叙，并注意将亭和境处处关联：一层写地势之异，交代出亭的位置：“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二层写风景之异，描绘了登亭所见：“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在如此奇异优美的背景上，作者写张天骥亭中放鹤，并趁势点出亭名。至此，题中“放鹤亭”三字便一一得到照应。这一段文字，既挥洒自若，错落有致，又紧扣题目，不蔓不枝，渲染出浓郁的山林隐逸之趣，显示了作者精到圆熟的叙事笔法。
苏轼为人处世，向来是超然物外，以求悠然自得。因此，张天骥隐居山林、放鹤自娱、不为外物所羁的情趣，自然会引其共鸣。第二段，他便集中笔墨，写其与张天骥亭中饮酒时关于隐逸之乐的内心感触，构成全文的主干。
作者首先“立片言而居要”。指出隐居的乐趣，就是贵为君主也无法与之相比。随后，文章即紧切鹤字，扣住亭主的隐士身份，将这一主旨尽情加以发挥。他引用《易经》、《诗经》中关于鹤的描写，说明因其具有“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的特点，“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可以从中得到一种超脱尘俗的情感寄托，体验到隐逸生活的乐趣。在这种正面议论之后，作者笔锋一转，牵出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的故事，用以反衬隐士之乐的可贵。与刘伶、阮籍同游于竹林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既然一旦步入仕途，山林之乐便不会再有，那么身临君位之人，成天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就更不能随意游山玩水、赏心悦目了，否则便只有重蹈卫懿公的覆辙，荒疏国事，招惹祸患，以致身死国灭，那又何乐之有呢?
作者此处反衬笔法的运用，使文章的主旨得到了清楚的阐释。在常人看来，若继续写下去，便似乎有点难以为继了，但作者却以敏捷过人的才思，忽从题外拈出个“酒”字，使其作为鹤的倍衬，将文意进一步深化。对于君主来说，酒是荒惑败乱之物，故而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篇，或告诫后辈，或用以自警，都唯恐因避之不远而祸及身家性命。然而对于刘伶、阮籍那样的隐士来说，酒却可以保全真性，名扬后世。相比之下，可见隐士之乐了。这段议论，初看似乎离题甚远，若细加体味，却能见出作者用心之深，章法之严。它并非是一处游离于全文之外的无根之笔，而是从上文“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的“酒”字生发而来，经过一段迂回荡漾，最后又仍然归结到隐居赏鹤之乐上面：“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这样，“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的主旨，就通过另一个方面的陪衬，得到了更为透辟的发挥：所谓隐居之乐，乐就乐在超然物外、清远闲放、逍遥自得、洒脱不羁。这一段议论，既是对亭主处世态度的写照，也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揭示。它显得文思开阔，笔力奔放，变化多姿，收纵自如，极见作者功力。
在前两段叙述、议论的基础上，作者以放鹤、招鹤的歌词构成第三段，作为全文的收结。歌中描绘白鹤飞翔云天、栖居山林的种种神态，赞美亭主简朴悠游的生活情趣，都给全文增添了不少飘渺超脱的隐逸气氛。这既是对首段叙事的呼应和补充，也是对第二段的议论所做的情绪上的烘托;特别是最后“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一句，更是暗寓作者与子偕隐的深意，显得言近而旨远，具有一种余波荡漾、清音不绝的艺术效果。
这类楼台亭阁的题记，在苏轼集中为数不少。它们大都夹叙夹议，绘景抒情，不拘一格，任意挥洒，在描述名胜建筑的同时，寄寓着作者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和理解。此文所赞赏的隐居之乐，它所传达出来的希冀摆脱尘世间种种束缚的出世意念，不仅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趣，而且还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衰颓时代，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理想已经彻底幻灭，从而他们立身处世的兴趣，也就由外部世界的纵横驰骋转向了对隐逸之乐的内心体验。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自我把握的东西，无怪乎苏轼要把隐逸之乐高高地抬在南面为君之乐上面了。这种思想和情绪，对于当时的封建秩序，无疑是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的因素和作用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放鹤亭记》，也许更能理解其思想上的深刻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