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六卷。清刘熙载撰。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国子司业、广东提学使。晚年主上海龙门书院讲席。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及《古桐书屋续刻三种》等。据作者《自叙》称，《艺概》辑于同治十二年(1873)，是他历年的论艺汇钞。

《艺概》涉及的面很广，它在创作理论、作家作品批评、文体辨析等方面都有不少独到的精辟之见，是清代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刘熙载对文艺的特点和规律，以“概”概之，即进行理论综括，拈出其要旨。他在《艺概·自叙》中说：“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又说：“庄子取‘概乎皆尝有闻’，太史公叹‘文辞不少概见’，‘闻’‘见’皆以‘概’为言，非限于一曲也。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申，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这既诠释了“概”的含义，也点明了写作《艺概》一书的基本思想。

《艺概》既是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对各种文体特点及其历史发展进行概括研究的论著，这具体表现在《艺概》中六概皆以体类划分，每一概中又对该体类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其主要理论观点可分下列几方面：

一、重视作家的“品”与“识”。刘熙载很强调作家的人品和见识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诗品出于人品”(《诗概》)，“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书概》)。所以他评论作品品格总是和人品联系起来定其高低。如说：“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赋概》)“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𫍢𫍢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诗概》)明确指出，如果作家创作诗赋，意在“悦人”“夸人”或“夸世媚俗”，就是品格低下。这一精神贯串在他的品评中，如“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词曲概》)。他很推崇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人及其作品。

刘熙载认为作家除了“人品”之外，还要有“识”。他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文概》)这是对唐代刘知幾“史有三长”说的引申和发挥。即认为一个作家若是没有“高卓精审”的识见，“人品”虽高，认题立意，也无以中要，是无法写出好作品来的。

二、主张艺术要有独创性，反对因袭模拟。他说：“《离骚》不必学《三百篇》，《归去来辞》不必学《骚》，而皆有其独至处。”“屈子之《骚》，不沾沾求似《风》、《雅》，故能得《风》、《雅》之精。长卿《大人赋》于屈子《远游》，未免落拟效之迹。”(《赋概》)他认为“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两人相比，“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文概》)。可见，刘熙载是反对模拟形迹，追求形似，提倡得其神理，求其神似，进行创新的。他称赞王充的《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文概》)。他更明确指出：“词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盖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词曲概》)又说，周秦诸子之文，“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人之意”(《文概》)，是不可取的。这些意见，中肯而深刻。

三、提倡“真”，强调“物”“我”结合，“情”“景”交融。刘熙载认为，“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诗概》)。“真”指真情实感，意谓作家创作必须有感而发。他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赋概》)就是说，客观外界的“物色”与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必须有“相入”之处，“物”“意”相摩荡，才能写出有意义有真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是抒发作家的真情，“不能自寓怀抱，又未免为无病而呻吟”(《诗概》)了。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作品必须是“景以寄情”(《赋概》)，“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词曲概》)“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相入，是历代文论家都重视并共认的艺术妙境，刘熙载在这方面的阐述，又富有自己的新意。

有同治二十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