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宋金元文·司马光·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①。庆历中，钱君^②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 “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

〔注〕① “天禧初”三句： 《宋史·真宗纪三》载天禧元年(1017)二月，“置谏官、御史各六员，每月一员奏事，有急务，听非时入对”。② 钱君： 疑为钱明逸。钱明逸(1015—1071)，字子飞，钱易之子，钱惟演之侄。庆历四年(1044)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六年擢知谏院(见《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钱明逸传》和《续通鉴长编》卷一五三、一五九)。

宋代设谏院，始于仁宗明道元年(1032)，其长官为“知谏院事”。这之前，分属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虽名为谏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职，并不得谏诤。谏院主管规谏讽谕，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司马光于嘉祐六年(1061)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本文即作于嘉祐八年知谏院任上。文章的主旨在于阐述谏官的重大责任以及谏官应有的品德。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写有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身为“耳目之官”(指谏官)的高若讷，“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以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可见此文并非凭空而发，实乃有感而作，在当时自有其现实意义。

全文不足二百字，首段为议，次段为记。议的特点是周详无遗，记的特点是简洁利落。议和记两部分截然分开，看似游离，实则紧密相关，都是为了说明同一个主旨，即身为谏官之人，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我们先看首段议论部分。“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淮南子·主术训》云： “尧置敢谏之鼓”。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 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又怎能取信于人呢!这两句话非常深警，堪称哲理名言。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如此周详，面面俱到，十分难能。文字的简洁利落，在首段已经得到了体现，不过那是在议论中体现出来的，次段却体现在记叙中。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大凡作文，起笔和收笔都很重要，短文尤其如此。本文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谁知道作者从何说起呢!如此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奸邪)”，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谁不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