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到乾隆，清代转入中叶时期，社会基本处于一番偃武兴文、经济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中叶诗坛亦显现出一片百家争鸣、流派纷呈的气象，诗人并称群体生逢其时。其中，因有乾隆皇帝在上提倡文学，于是诞生了像“东南二老”一类的词臣诗人并称群体，与之鼓吹“盛世之音”。
自古以来，在很多雅好文学的统治者身边，都经常依附着一群被冠以并称美誉的词臣。例如，三国时曹氏父子麾下的“建安七子”，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十学士”、东宫太子萧纲的“高斋十学士”和“东宫四友”，唐代太祖之于“十八学士”、武则天之于“沈宋”、玄宗之于“燕许大手笔”，明成祖之于“内阁三杨”等等。历史上这些大大小小的文人并称群体，虽然未必皆以文学家的身份名世，但他们以特殊的职能身份和较高的文艺修养，参与或公或私的创作活动，所形成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等，往往会左右当时文坛的创作风尚。他们在国力上升、政权稳定的背景下，通常扮演着“颂世”的角色，所以又被视为一个朝代庙堂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中叶乾隆时期，整个国家达到了最为强盛的阶段，与之相呼应的庙堂文化亦臻至高峰，并出现了第一个以词臣身份受最高统治者赐封的诗人并称群体——“东南二老”。
一
“东南二老”之目，是乾隆皇帝对自己两位最欣赏的“诗友”——钱陈群与沈德潜的戏称。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号香树，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进士，选庶吉士；在朝为官二十余年，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曾先后受到雍正、乾隆皇帝的嘉许。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乾隆四年己未（1739）始成进士，选庶吉士，时年已六十七岁，乾隆皇帝因戏称之为“江南老名士”。沈德潜入仕十年间，几乎每年皆得升迁，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皇上第三次南巡，经过常州，钱陈群与沈德潜同舟迎驾。时二人已为耄耋之年，乾隆将他们看作国家太平繁荣的祥瑞，优遇备至，各书一通赐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弘历《御制诗三集》卷二十《沈德潜、钱陈群来接走笔成什，书之各赐一通》，《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诗中提到的“九老会”，即前一年在京师西郊香山举办的“九老宴”祝寿活动，沈、钱以致仕者身份受邀参与。于是，时人艳称之为“东南二老”，例如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七“壬午”年有诗《赠归愚尚书》即云：“九十诗人卫武公，角巾重接藕花风。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自注：“上赐诗‘二老江浙之大老’。”（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三十年乙酉（1765）乾隆第四次南巡，两人仍前来迎驾，又获赐诗云：“二仙仍此侯河滨，三载相暌意更亲。郭泰李膺一烟舫，沈期钱起两诗人。”（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四十六《沈德潜、钱陈群来接，因成是什，仍各书一通赐之》，《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再一次将两人相提并论，且以唐代曾入职内廷的诗人沈佺期、钱起拟之。四十四年己亥（1779），乾隆写了一系列的《怀旧诗》，怀念他所倚重的已故大臣，分别题有“五阁臣”“五功臣”“五词臣”“五督臣”等目。其中，钱陈群、沈德潜在“五词臣”内，兹将原诗分别录于次：
少年困场屋，贤母授之经。故学有渊源，于诗尤粹精。经济虽非卓，不失为老成。以疾赐悬车，还乡信循名。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倡和称最多（陈群三次迎銮，两次入都，令其和韵极多，如田园诗之类，亦有赐和其韵者），颂中规亦行。林下惟恂谨，文外无他营。优游登大耋，生贤没亦荣。（《故刑部尚书衔原刑部侍郎钱陈群》）
东南称二老，曰钱沈则继。并以受恩眷，嘉话艺林志。而实有优劣，沈踳钱为粹。钱已见前咏，兹特言沈事。其选国朝诗，说项乖大义。制序正厥失，然亦无诃厉。仍予饰终恩，原无责备意。昨秋徐案发，潜乃为传记。忘国庇逆臣，其罪实不细。用是追前恩，削夺从公议。彼岂魏徵比，仆碑复何日。盖因耄而荒，未免图小利。设曰有心为，吾知其未必。其子非己出，纨绔甘废弃。孙至十四人，而皆无书味。天网有明报，地下应深愧。可惜徒工诗，行阙信何济。（《故礼部尚书衔原侍郎沈德潜》（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
这两首诗可以说是乾隆对“二老”的盖棺论定。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刚发生了徐述夔《一柱樓诗》案，沈德潜因为曾给徐作传而被牵连致祸，清廷对他的处分是夺官罢祠，削谥仆碑。所以，乾隆这时对沈德潜的态度颇为复杂，正如他在诗序中所谓：“今作怀旧诗，仍列词臣之末，用示彰瘅之公，且知余不负德潜，而德潜实负余也。”（同上）可见，诗案引发了乾隆对沈德潜人品的质疑，以之与钱陈群一生无甚大过相比照，直接得出关于“二老”的诗歌高下的结论：“而实有优劣，沈踳钱为粹。”其抑沈扬钱之论，虽然是君臣间道德准则的外化，与诗歌艺术并无干系，但于此尤可证明，钱、沈在乾隆心目中的定位是“词臣”，主要功绩是满足了皇上写诗唱和的需求，所以“东南二老”也就具有诗人并称的意味。
“东南二老”齐名的缘起经过，大略如上所述。该并称之目虽是一种戏称，却可以作为清代庙堂文学发展成熟的一个象征性标志，并由此能够照见清中叶诗坛风气的一个侧面。
二
一般来说，庙堂文学的发达与否，关键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积极性，而其对文学风气的影响，亦往往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清初顺治皇帝基本上无暇顾及文艺，现在传为其所作的诗歌，总共只有两题，所以他身边即便有像龚鼎孳那样的写诗高手，也没能形成君臣间良好的创作氛围。进入康熙朝以后，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康熙皇帝对文学兴趣浓厚，一生留下了一千余首诗词，论诗推崇盛唐和“温柔敦厚”之旨，对康熙朝的诗风走向有一定影响；而且，清初有很多官员因为有诗才而受到康熙的特别青睐，从而奠定他们诗坛大家的地位，例如“国朝六家”中的朱彝尊、王士祯、查慎行，“海内八家”中的沈荃、陈廷敬等等都有入值南书房的经历。雍正皇帝的诗文功底亦不浅，曾作有《雍邸诗》《四宜堂集》两部诗文集；其诗则倾向宋调，喜欢以理入诗，以禅入诗，大抵与康熙中叶以来的诗风颇相吻合。清代庙堂文学达到全盛是在乾隆一朝，乾隆皇帝继承其父辈爱好文学的基因，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的地步。他的诗作现存四万余首，但据说实际数目达到十万首以上，自谓“平生结习最于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二十五《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6册）、“笑予结习未忘诗”（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七十《题玉澜堂》，《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9册），可见其对写诗之笃爱与勤奋，比起他的父辈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缘乎此，乾隆一朝庙堂文学之繁荣，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如《清史稿》所云：
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潤色鸿业。人主以其闲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于陈群、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零五王昶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乾隆朝庙堂文学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在皇帝身边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馆阁词臣群体，“东南二老”“五词臣”只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所以，乾隆所标榜的“东南二老”“五词臣”，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家齐名并称，而是作为“润色鸿业”的工具，引领颂世诗风的标杆。
“东南二老”的诗学观，共同点都一致强调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旨归，具体也是主张以唐诗为宗。沈德潜以“格调”说著称，对当时诗坛影响很大，乾嘉间“南方诗人多宗长洲沈宗伯确士”（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九引管世铭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其诗歌上“宗唐”的倾向肇始于康熙中期，他在《唐诗别裁集》序中自称“予束发后，即喜抄唐人诗集”，无奈“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雍正年间完成诗学理论著作《说诗晬语》，建构了系统的“格调”说；晚年又以“格调”为标准，陆续编选了一系列诗歌选本，即《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四部。在沈德潜看来，“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学诗者应由此上溯；而“宋、元流于卑靡”（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故不予选录推广；至于明诗与清诗，乃是对上古及唐代两个传统的继承。于此可见沈德潜诗学观之大概。钱陈群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诗学理论，其诗学观只是散见于其诗文集内。例如他在《麓村五十寿序》中曾提到别人问他作诗法，“予应之曰：温柔敦厚，言忠言孝可矣”（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十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第19册）。又在《梁芗林太宰矢音集序》中称赞“五词臣”之一的梁诗正（芗林其号）“作诗必恪守三唐榘矱，弗事诡异”，认为“诗本性情，有尊君亲上之旨，温柔敦厚之遗，即诘曲聱牙，亦足以载道而维俗，否则风云月露，终属描头画角，于风雅正则不啻河汉也。”（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十四）可知其论诗宗旨接近沈德潜的“格调”之说。
然而，与其说钱、沈诗学观之相通，还不如说是与乾隆皇帝趣味相投。乾隆的诗学观与祖父康熙一脉相传，也是持有正统的儒家文学观，遵守“夫子教人学诗之义”，舍“名教”则不足以言诗（沈德潜《归愚诗钞》弘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4册），并且认为唐诗高于宋诗，其《御选唐宋诗醇序》有云：“宋之文足可匹唐，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8册）“东南二老”作为乾隆皇帝的御用诗人，其诗学观必然要符合统治者的口味，服务于颂世的需要，不允许有发挥个性、突破传统的创造。所以，这种由君臣相提倡的崇尚唐音与温柔敦厚之旨，当是清中叶庙堂诗风的主要特色所在。而“东南二老”等高位、名重者的创作倾向，客观上又带动了当时诗界由宋返唐的审美潮流。
三
“东南二老”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实践了他们的诗学理念，亦代表了当时馆阁词臣的主流特色。由于乾隆皇帝勤于写诗，也喜欢找人和诗，所以钱、沈都“不由自主”地写了大量的“恭和御制”之作。像钱陈群的《香树斋诗集》《续集》中就有四百余首，占作品总量近百分之二十，这是当时高级文官诗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乾隆朝君臣唱和之频繁，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康熙时代，这也正是清中叶庙堂文学发达的具体表现。此类奉和之作，无非是直接歌功颂德、黼黻升平，内容苍白空洞，千人一面。这一点原不必过分苛责钱、沈，倒是当时有些盲目跟风、急攻功利之徒，也都学着走沈、钱的路子，希望以诗取媚上主，以至乾隆后来不得不谕告天下士子说：
朕向留心诗赋，不过几余遣兴，偶属命和，其中才学充裕，如沈德潜等，间或一加超擢，而躁进之徒，竞思进献，若借此可为梯云之捷径。不知沈德潜优陛阁学，朕原因其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优擢。雕章琢句，专事浮华，此风一炽，必有借手捉刀，希图侥幸者。传谕知之。（《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沈、钱与乾隆唱和甚欢，所以当两人相继物故以后，乾隆不无感慨地说：“沈德潜故后，惟钱陈群一人而已。”（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钱文端公事略》）但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皇帝抬举“东南二老”，原本是为天下士子树立一个正面榜样，却没想到起了负面作用；或许他也意识到自己对“二老”的吹嘘有点过头，于是后来有意置钱、沈于“五词臣”之末位（前三人依次为梁诗正、汪由敦和张照）。
诚然，乾隆皇帝与“东南二老”为代表的词臣群体频繁唱和，催生了一股诗坛歪风，但亦未尝没有起到一些正面作用。首先，乾隆及其词臣倡导以儒家诗学观为本，形成崇尚雅正的庙堂诗风，其文化品格之高，与传统宫廷的绮艳浮靡之音大相迥异，亦不失为一种天下仪范。其次，乾隆及其词臣高涨唱和之风，形成自上而下的诗歌创作氛围，使得社会上广大未出名的青年学子，也锐意于在诗文词赋方面进取了。正如孔尚任《倚青轩集序》所云：“每见近时之博高第、称名家者，以文进而必兼乎诗，或直以诗进。……岂非太平赓歌之盛事，固不在野而在朝庙乎？”（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终有清一代，诗人之多，诗歌之盛，超越以往任何朝代，这不可不谓有上层官方的推动之功。
附带一提，乾隆皇帝所嘉许的并称诗人，还有“江右两名士”之目。据蒋士铨自撰《清容居士行年录》“[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条称：“上南巡，赐彭元瑞诗云：‘江右两名士，汝今为贰卿。’注云：‘其一蒋士铨，与元瑞同年入翰林。’小臣不胜感激流涕云。”（蒋士铨《清容居士行年录》，《蒋士铨研究资料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蒋士铨与同乡彭元瑞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同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彭元端一直官运亨通，历任诸部尚书。而蒋士铨只是充乡试同考官，不久即以养母乞归；受乾隆皇帝的点名称扬，蒋士铨曾一度抱病返京补官，但最后仍以病乞休。就蒋、彭二人的文学成就而言，彭是无法与蒋相提并论的，此可谓“文章憎命达”的典型。
（作者单位：广州城市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