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订鬼

王充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 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惧。故得病寝衽⁽¹⁾，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²⁾。

何以效之⁽³⁾?传曰⁽⁴⁾： “伯乐学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⁵⁾。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⁶⁾。”二者用精至矣! 思念存想，自见异物也。人病见鬼，犹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也。伯乐，庖丁所见非马与牛，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⁷⁾。

病者困剧，身体痛，则谓鬼持棰杖殴击之，若见鬼把椎锁绳纆⁽⁸⁾，立守其旁。病痛恐惧，妄见之也。初疾畏惊，见鬼之来; 疾困恐死，见鬼之怒; 身自疾痛，见鬼之击： 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

夫精念存想，或泄于目⁽⁹⁾，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 泄于口，口言其事。昼日则鬼见，暮卧则梦闻。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夫人据案其身哭矣⁽¹⁰⁾。觉见卧闻，俱用精神; 畏惧存想，同一实也⁽¹¹⁾。

〔注释〕(1)衽(ren)： 卧席。寝衽：睡在床上。(2)目虚见：眼睛发生错觉，模模糊糊地看见(鬼)。(3)何以效之： 用什么来证明它呢?效： 验证。(4)传(zhuan)曰： 古书记载里这么说。这里所引的是《吕氏春秋·精通》里的一些话。原文是： “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顺其理，诚乎牛也。”(5)伯乐学相(xiang)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伯乐学习鉴别马的好坏，他专心在看马，因此习惯于把别的东西也看成马。伯乐：古时候善于相马的人。顾玩： 仔细端详。顾： 看。玩： 寻思。(6)这一句是说，宋国的一个厨工学习宰牛，他在三年里没有见过活牛，他看到的全是分解了的死牛。(7)夫： 语助词。(8)绳纆(mo)： 绳索。(9)泄： 这里是表现、显露的意思。(10)案：按。夫： 语助词。(11)同一实也：出于同样的情况。

〔鉴赏〕订鬼即评论鬼神的意思。自古以来，鬼神迷信是剥削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篡夺了农民起义成果和在洛阳重建刘汉王朝以后，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自然灾害的空前严重，使得东汉社会一开始就很不安稳。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状况，统治者大力提倡鬼神迷信，他们把西汉后期发展起来的宣传“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变为官方统治哲学，即使是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也常常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一切严重地毒害着人们的心灵。王充就在这种迷信的图谶学说甚嚣尘上的时刻，发出了他作为一名无神论者的呐喊。他继承了先秦“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思想，针对“人死为鬼”的谎言，写下了《订鬼》一文，专门论述鬼神问题，它如同其它两篇直接论述鬼神问题的文章《论死》《死伪》一样，是剌向有神论者的利剑，是投向统治者的檄文。

《订鬼》观点鲜明。文章起始，首先提出 “鬼”产生于人的畏惧心理，并非人死后精神变鬼，然后举出实例并分析和归纳，有力驳斥和否定了 “人死为鬼”的谬论。王充的这一思想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不仅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它积极的意义，它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是中国思想文库中的宝贵财富。

然而，我们把《订鬼》一文的借鉴和继承仅仅停留在反映王充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方面，那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订鬼》是一篇优秀的议论散文，在今文经学和谶纬迷雾笼罩下的东汉文学中，《订鬼》所表现出的文学思想和艺术追求乃是进步的、难能可贵的。

王充在尚实尚用的思想指导下，毅然选择了 “订鬼”这样一个难度颇大的命题，这不能不说和王充的执著的美学追求是息息相关的。《周易·系辞下》云： “圣人之情见乎辞。”王充充分发挥了这一观点，提出了 “文辞施设，实情激烈” “文具情显”等文学主张，极力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追求真美。《订鬼》的构思正是出自于这样的考虑。文章围绕鬼的由来和其实质这一线索，证明“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的道理，这一方面是揭露“鬼”的虚假，另一方面一改歌功颂德式的 “美丽之观”而强调情真，情真来自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来自作者科学和逻辑的思考。

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论点肯定而坚决。接着作者从人的思维机能上分析： 当“由于疾病”时，人的肉体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之中，就容易出现忧惧、畏惧、恐惧的心理，人“惧”就会忧心忡忡，即会有“存想”，继而幻想迭起即 “目虚见”，其结果是误以为 “鬼”来了。这一因果推理以及“疾病——畏惧——见鬼”思维程式的分析，逻辑性很强，但又不失真和不觉得空洞，因为作者从整个空间出发，体察前后，又不离开人的感觉器官，把“疾病、畏惧、见鬼”三者心理变化阐述得十分清楚，把“鬼”的由来，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是以事实作论证的前导。

《订鬼》引了《吕氏春秋·精通篇》中伯乐、庖丁的故事作为论据。伯乐相马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当时皆为人十分熟悉。伯乐相马术是极其高明的，这和他“所见无非马”和王充特别加注的 “顾玩”这种精神是密切联系的，专心致志地相马使伯乐把见到一切都当作马，就产生了 “所见无非马”的幻视。同样，庖丁解牛的娴熟是“三年不见生牛”，把活牛也看作死牛，真可谓“用精至矣”。而 “人病见鬼，犹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也”。在这里，作者利用流传甚广的故事类比病人忧惧见鬼，把一种虚幻的现象解释得十分通俗和具体，它所揭示的是“则亦知病者所见非鬼也”，而是一种幻视——目虚见。这一道理通过类比显得自然有力，使读者完全能理解和接受。

紧接着，《订鬼》具体叙述了常人因病见鬼的情况。作者把握了病痛的不同程度和随之所见的形状、表情、动作的差异特点，指出： “病者困剧，身体痛，则谓鬼持棰杖殴击之，若见鬼把椎锁绳纆，立守其旁。”病者在“困剧”进而“身体痛”的条件下，才有鬼的“殴击”“立守其旁”的形态。那么究“鬼现”其原因，作者认为“病痛恐惧，妄见之也”。这一结论是心思为谋的思考，语句不繁，简明扼要，把人们病中常见的那种幻景解释得十分贴切入理。然而作者没有满足于这样的论证，而是进一步有所拓展。“初疾”、“疾困”、“疾痛”，随着由轻变重的过程产生了 “畏惊”、“恐死”、“鬼之击”几种不同状况，指出这类精神病态“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这既是道理之所在，又照应了文章的开头部分，可谓层层深入，前呼后应。

如果说上述论证，作者还只是着眼于病者的心理变化方面，那末，文章最后部分论述“精念存想” ，则是从生理上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的。最后部分，作者举出主观幻觉有时“泄于目”，有时“泄于耳”，有时“泄于口”，因而就相应产生“见形”、“闻声” 、“言事” 的生理反应。不仅如此，病者“精念存想”还会进一步使人 “昼日则鬼见，暮卧则梦闻。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夫人据案其身哭矣” 。这一切都是由于精神的作用，如同文章末句所指出： “觉见卧闻，俱用精神; 畏惧存想，同一实也。”这部分，作者再举“精念存想”的种种幻觉，并加以概括、归纳，再三强调鬼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病态的主观意念。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订鬼》一文既有理论分析，事实论据，又有正面论证和从旁譬说，但是不管运用何种手法都是紧紧围绕作者情真的美学思考。它通过读者自己感官的生活体验和生活联想，接触到以往具体事例和客观现象，于耳目之中激发感情，同时又通过 “情见于辞，意验于言” ( 《超奇》)的理性认识上升为一种观念。因此文章显得真实确凿，令人信服。

《订鬼》一文在表现手法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因果推理，正反比较和类比以外，还十分注意修辞格设问的运用。在文章开头部分曾出现过，当作者提出论点以后，紧接着就用了设问句“致之何由? 由于疾病。”第二段中，劈句“何以效之?”接着就以古书内容作答。这些设问句不仅把上下文连贯起来，而且增添了文采和生动性。另外还有排比修辞格的多次出现，如第三段中： “初疾畏惊，见鬼之来; 疾困恐死，见鬼之怒; 身自疾痛，见鬼之击。”这段文字环环紧扣，逐次递进，前呼后拥，把病人因病情发展而幻觉变化的景象，犹如电影一般映现出来，具体形象，从而有力证明 “鬼”确是病人“存想虚致”而决非实有的道理。 又如“或泄于目，或泄于口， 或泄于耳。 ” “泄于， 目见其形; 泄于耳，耳闻其声; 泄于口，口言其事。”作者根据时间、地点、环境不同而幻觉不同的特征，证明 “见、闻、言”鬼均属子虚乌有。这一修辞格在语气上一气呵成，而语言上又言简意骇，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

王充曾经说过：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伕文》)他还说：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利。” 生活在一世纪的王充已经比较自觉地认识到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这些话里，王充追求“善美”思想之真谛已初见端倪，然而要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 “人死为鬼”从来就是有神论者的立论依据，是谶纬神学的理论基础，它所鼓吹的人是一个独立于体外的精神，是上天所授予的。活着时，依附于人身，主宰人的行动，人死体腐，变成鬼幽游人间，给活人降灾降福。但是，王充毫不畏 惧，在 “疾虚妄”的旗帜下，勇敢地选择了 “订鬼”的论题，大胆施说，尽情揭露 “虚假”，鞭挞愚妄和迷信，扶正祛邪，剥去了 “鬼”的神秘外衣，还其精神现象的本来面目。王充依据现实生活，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筛选，寻觅符合善美的因素，并积极进行鼓吹，他运用文学这一样式，科学地揭示了人在患病时的生理、心理变化，表现了王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敢于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