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教战守策
苏轼
夫当今生民之患(1),果安在哉(2)? 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3)。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4)。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5),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6),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7),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8),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9)。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10),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11),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12),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13),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14),痿蹶而不复振(15)。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16),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17);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18)。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19)?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20)。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21),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22),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23),出则乘舆,风则袭裘(24),雨则御盖(25),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26);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27)。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28);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29):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30),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31)。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32)。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33),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34),教以行阵之节; 役民之司盗者(35),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36),有胜负,有赏罚; 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37)。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38),则民将不安; 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39);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40)?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41),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42),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43),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44),岂不亦甚明欤?
〔注释〕(1)患: 祸患。(2)果: 究竟。安在: 何在,在哪里。(3)他日:以后的时日。(4)为之计:为这种情形设谋划策。“之”指代上文所言“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的情形。计: 谋对策。(5)先王: 指夏、商、周三代的帝王。兵: 军备。去: 废弃,解除。(6)秋冬两句: 古代秋冬农闲之时,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习武事。见《周礼·夏官·大司马》。田: 同“畋” ,打猎。(7)教之两句: 古代军队进退坐(跪)作(起)都由旗鼓指挥。钟鼓: 古代兴师讨伐时必须鸣钟鼓,军队按钟鼓旌旗的号令行止。(8)盛节: 好的措施,德政。(9)卷甲: 把战衣收折起来。甲:皮革或金属制成的护身衣。这里泛指武器装备。(10)顿弊: 损坏破败。顿: 通“钝”,不锋利。(11)卒: 同“猝”,忽然。(12)开元、天宝:唐玄宗年号(713—756),为唐代全盛时期。(13)豢于: 养于,生活于。(14)消耗钝眊(mao): 逐渐减弱以至迟钝、衰竭。眊:目不明,指衰老。(15)痿蹶(wei jue):萎缩僵废。(16)禄山: 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胡人。天宝十四载(755)冬,起兵叛乱,攻陷洛阳、长安,自称燕帝。至德二载(757 )春,为其子安庆绪所杀。乘:利用时机,钻空子。(17)四方之民三句:形容百姓乍逢兵乱时惊慌失措状。《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载: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不暇:不及。(18)天下两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王室衰微;唐王朝由盛而衰,一蹶不振。微:衰微。(19)至: 极。此处可作“周到完备” 解。(20)平居: 平日,常时。(21)穷冬暴露:极冷的冬天还在户外。(22)狎:习,也可解作“轻忽” 。这里与“轻” 互文。(23)重屋: 重檐之屋,这里指高大深邃的房屋。语出《周礼·考工记》,孙诒让正义引孔广森曰:“殷人始为重檐,故以重屋名。”(24)袭裘:加穿皮衣。衣加于外叫“袭”。(25)御盖; 张伞。御:使用。(26)虑患之具:预防病患的用具。虑:事先想到而预防。(27)寒暑入之:风寒暑气侵入身体。(28)狃(niu):习惯,习以为常。(29)渐不可长: 坏事、坏风气刚露苗头时就要制止,不可任其滋长。亦即防微杜渐之意。渐: 事物的开端,苗头。(30)无自而有:无从发生。(31)西: 西夏。北: 契丹(辽国)。虏: 古代汉族对敌国或敌人的蔑称。百万: 极言其多。史载,宋仁宗庆历间输辽岁币增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输西夏岁币,计银七万多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32)要以不能免也:总之是不能避免的。要: 总之。(33)出身:投身。(34)庶人之在官者: 在官府服役的平民。这里指乡民。(35)役民之司盗者: 负有防盗、捕盗职责的服役之民。《文献通考·职役一》:“(宋制)耆手、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 (36)都试: 定期集合官兵于郡府所在地,讲习武事。《汉书·韩延寿传》: “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 (37)以军法从事: 按军法部署管理,意即走上正规化。《礼记·燕义》:“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 (38)挠: 困扰。(39)其: 揣测之词,意思却是肯定的。(40)孰与: 何如。(41)屯聚之兵:驻扎在地方上的官军。(42)陵压: 欺压。陵:同“凌” 。邀上:要挟上级。(43)敌:对手。(44)际:界限。利害之际: 利害之间。
〔鉴赏〕《教战守策》是苏轼《策别》中的一篇。《策别》是苏轼在宋仁宗时应制科所写的论文。制科是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应试者根据发下来的题目所作的论文就叫策。“教战守” 的意思,就是要使人民在平时受到军事训练,以对付未来的战争。论文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中心论点: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然后围绕着中心论点逐层论证。
首先,苏轼以古今作对比。先王在天下太平之时仍不放松战备,所以一旦国家有事而民不惊溃。后世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放松战备了,所以一旦国家有事,民就“不战而走” 。苏轼在此是借先王之名来肯定一种正确的措施,从而否定后世的错误措施。苏轼所说的“后世” ,其实就是指宋仁宗当政时期。当时大力推崇儒学,儒学成为统治集团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放松战备的理论依据。苏轼并非一概反儒,他的思想里就有很多儒家的东西; 但是,他坚决反对那些“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的迂儒。他举安史之乱为例,含有告诫仁宗勿重蹈覆辙的意思。这一层紧扣“知安而不知危” 。
其次,又以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为喻来作对比,说明太平时候教民讲武的重要意义: 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身体倒锻炼得很好; 而王公贵人保养得太过分,反而容易生病。可见,锻炼能使人身体强健。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治平之日使天下之民受到军事训练,一旦战争到来,他们就不会惊慌溃乱。但士大夫们却“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可见,使天下之民骄惰脆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士大夫们“未尝言兵” ;而“未尝言兵”的思想根源又在于那“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 。这一层紧扣“能逸而不能劳” 。
第三层,将“变故无自而有”与“战者,必然之势也”两种不同的观点作对比,说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教民讲武不能忽视。在此,苏轼更直接指责朝廷“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 ,尖锐地批评了朝廷屈辱求和的错误。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 ,战争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朝与辽国订立 “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送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又决定每年增送辽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盟,宋朝决定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多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叶三万斤。这些,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宋朝虽然换取了一个时期的苟安,但数十年之后,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 。历史证明了苏轼当年的政治远见。这一层紧扣“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 。
第四层,提出教民讲武的一系列措施,并与那些反对教民讲武的议论作对比,说明教民讲武正是安民的有力措施。因为士大夫们“未尝言兵” ,所以苏轼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苏轼认为要实行这些教民讲武的措施,关键还在于士大夫的知安知危,能逸能劳。接着,苏轼又补述教民讲武的另一个理由,即消除军队的骄豪之气。北宋的军队,到了仁宗时已十分腐败。作为军队主力的禁军,平时训练松弛,“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 ,甚至领军粮都要请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军整天在街上嬉游或做买卖,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地方兵更不能打仗,只能服杂役。这些军队害怕打仗,只知道欺压老百姓。苏轼说: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 ,确实指出了当时军队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一层紧扣“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
以上四层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来论证,如轮辐承轴,大柱支梁,将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苏轼的这些意见,切中时弊,很有远见,确是济世良策。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文笔恣肆,颇能见出苏轼策论的风格。苏轼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重气节,有志向。及长,更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他敢于讲话,自称“言必当世之过” 。即使对皇帝,也“以道对君,不可则止” 。他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平济世之实用” 。由于他有这种思想品质,所以才敢大胆地批评朝政。宏其中方能肆其外,这是苏轼策论气势磅礴的根本原因。苏轼在论证的过程中,引用历史以为借鉴,分析现实而切中弊端,善用比喻,说理透彻,并且自始至终都用对比的方法,正反相形,边破边立,层层深入,从而使自己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摇撼不动,理足气盛,恣肆磅礴,那雄辩的逻辑力量,直教人折服。议论文主要是说理,但好的议论文说理中亦抒情。《教战守策》酌古御今,言当世之过,文中一些精辟的词语带有强烈的感情。例如文章以设问开头: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读了这几句,便觉作者压抑于胸中的议论象山泉似的喷射出来,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又如他指责那些高谈“去兵”的人为迂儒。一个“迂”字,便充分体现出苏轼对这些人的憎恶。在写安史之乱的一节中,苏轼用“安”、“豢”来形容太平时期的安逸,用“奔” 、“窜” 来形容猝临事变时的狼狈,用“区区” 、“一出”来形容安禄山的乘机得逞,流露出心中的痛惜,劝勉仁宗以此为鉴,心情是十分殷切的。再如将农夫小民与王公贵人作比时,他说那些王公贵人也“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了。他指责那些反对教民讲武的士大夫们同样也“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 了。只一“太”字,便将满腔愤慨渲泄出来。苏轼在分析了宋与辽、夏之间的关系之后,指出“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 。用“必至” 、“必然”二词表达出斩钉截铁、坚信不疑的气魄。其他如“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之类的句子,也都饱含着感情。在宏议中抒豪情,在豪情中见个性,写得气势磅礴,文笔恣肆。文章句式多变,写到特别动感情的地方,往往使用排比。如他描写那些王公贵人养尊处优的情况是:“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 ;然后用散句收束: “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 。在写战争不可避免的一节中又用排比: “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 然后以散句收束: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类句子在文中还有很多。此外,句子或长或短、参差错落,但又富于节奏,语言也甚明白晓畅。这一切,都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又能自然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后人认为,学苏轼进策,最根本的是学这些进策的气魄,日后自己作文,“自然滂沛无吝啬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