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信谗言错杀韩非
韩非，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原是韩国公子、贵族之后。他天生口吃，早年曾同秦国宰相李斯一起在楚国兰陵随荀卿学习。他素喜“刑名法术之学”，因此花了很多精力去钻研法家学说。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老师的谆谆教导下，韩非在法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其政治学说主要是在总结和吸收了前期法家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文章现存55篇，收集在《韩非子》一书里。
战国末期，韩国积贫累弱，国势衰微，再加上外有强秦虎视，内有悍臣弄权，亡国之危已迫在眉睫。韩非是个热忱的爱国者，看到祖国现状，顿时身心沸腾，欲为祖国抛洒热血。针对韩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韩非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不幸的是，他胸中虽有报国之志，但却没有报国路可行。庸懦无能的韩王不识人才，根本不理睬韩非的主张。随后，韩非因满腔的爱国热情被浇灭，再加上自己有口吃的毛病而不善言谈，于是将所有的悲愤和忧愁皆倾注于笔端，埋头著述。
不久，韩非的学说便被广泛流传，他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要求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名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所谓“圣人”，就是中央，也即是君主。所以，若欲安国，则必须尊主。韩非借鉴了前期法家的有关学说，提出了更为缜密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理论。
韩非自觉地站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疾呼要以法治国，同以德治国唱对台戏。他所说的法，是指由封建官府制定和颁布的成文法。法治的对象是君主驭下的所有臣民；法治的目的是要维系封建的统治秩序，保障圣人——君主——对全体臣民的绝对统治。因此，韩非主张法必须严峻，只有实行严刑峻法，老百姓才不敢犯上作乱。人们很少被火焰烧伤，是因为火焰虚弱缥缈；许多人溺毙于水中，是因为水性柔弱。严刑峻法就如同一盆火焰，约束臣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君主的摆布，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此外，韩非还鼓吹法不阿贵，赏罚严明，他认为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爵禄，就是为了以此招引贤才，奖励功臣。所以，贤能之人应任大官，拿厚禄；功勋卓著者，应当得到很高的爵位和奖赏。有多大的本事当多大的官儿，有多大的功劳领多厚的俸禄，主张任人唯能，任人唯才，反对儒家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任人唯亲的原则。在当时，韩非的此项主张有其进步意义。
不过，仅有严刑峻法，君主还不能有效地统治他的臣民，还必须有势。所谓势，是指国君的地位与权力。他认为君主一日不可无势：夏桀为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崇高。尧当老百姓的时候，不能治三家，不是因为他没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太卑下。千钧重的东西，载在船上也会漂起来，锱铢般轻的东西，若不放在船上也要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锱铢重，而是由于有势与无势的缘故。所以韩非得出了结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有了势，法的威力才能发挥出来。
势既然这般重要，君主应当将其视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韩非以形象的语言告诫君主：觊觎君主权势的大有人在，君主一旦失势，即使求为匹夫亦不可得。猛虎依靠坚锐的爪牙能制服狗，若待虎的爪牙移到狗身上，老虎就被狗制服了。因此为君者应当像防贼一样提防所有的人，越是亲近自己的人越要注意，例如父母、妻子、兄弟等等，他们都可能构成对君主权势的致命威胁。
韩非和他的老师荀卿一样，都主张人性恶，但韩非的看法更为极端。他认为人之本性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子弑父、妻谋夫、下僭上、臣弑君。为此，君主要善于潜运权术以御臣民。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不久，韩非的著书便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这时，恰逢秦王的长史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国公子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听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沉思之中。
韩非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使心高气傲的秦王如此兴奋，并对他五体投地，必欲见之而后快？
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建立帝国，这正是秦王政日夜思念的大事。韩非的著作为秦王日夜思念的大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且句句都说在了他的心坎上，使秦王犹如夜见明灯。既然如此，他怎能不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无憾”的感慨呢？
于是，不久后，秦王便派使者到韩国，要求见韩非子一面。韩非子听说秦王指名见他，心里非常焦虑。他在韩国长期受到冷落，所以很害怕在敌国做出对韩国不利的事情，但是他又不能拒绝秦王的召见，因此他非常不安。
韩非到秦国后，深受秦王政的宠信，但是，工于心计的李斯非常嫉妒韩非的得宠，惟恐韩非取代自己的地位，所以经常向秦王进谗言。开始时，秦王并不理会，但是，在一件事情之后，秦王真的相信了李斯及姚贾的谗言。
姚贾，魏国人，继其父职为监门（守门人）。曾为赵臣，后入秦。在秦王采纳尉缭的离间山东诸国关系、破坏其合纵图谋的战略性建议后，曾派出不少智能之士到六国去完成这项使命，姚贾即是其中之一。他是毛遂自荐出使山东的，绝其谋而止其兵。秦王乃予其车百乘、金千斤，派其出使各诸侯国。几年过去，姚贾不辱使命，成功地离间了各诸侯，在韩非入秦这一年，返回秦国，向秦王复命。秦王非常高兴，为了表彰姚贾的功绩，封其千户，以之为上卿。
韩非知道此事之后，很快向秦王表达了他的看法：姚贾带着巨额的珠玉金银，由南至北，出使三年，未必离间了各诸侯的关系，可是却把国家的资财花光了。这是姚贾凭借大王的权威、国家的资财，在为自己的私利结交诸侯，希望大王进行调查。再说，一个监守自盗的魏国大盗和赵国的逐臣，参与有关秦国社稷的决策，怎能鼓励群臣忠心为国呢？
韩非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个被韩王推出来挡灾的韩国弃臣。秦王听了这个意见，便免了姚贾的官，并细细地盘问了姚贾一番。姚贾急忙向秦王表示了自己的忠诚：“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又以太公望为齐之逐夫，文王用之而王，管仲乃齐鄙之贾，桓公用之而霸的事例，反驳韩非对自己曾为“魏之大盗，赵之逐臣”历史的讥诮，要求秦王“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勿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信”。秦王认为姚贾的话没有错，特别是后两句，很有道理，遂命姚贾官复原职。
李斯抓住这次机会，同姚贾一道在秦王面前谗言诬陷韩非。秦王见李斯、姚贾讲得有道理，感到人心难测，联想到韩非入秦以来，在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多少贡献，此次对出使四国有功的姚贾提出非难，而且又不在理，便听从李、姚的意见，将韩非下狱问罪。
韩非入狱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服毒而死。韩非感到冤枉，不肯服毒自杀，想要向秦王陈述自己的清白。但在李斯的控制下，韩非无法面见秦王申辩。
事后不久，秦王对将韩非下狱问罪的决定深感不妥，察觉到李斯、姚贾是在报私怨，如此处理不仅会失去韩非，而且会产生令天下贤士不敢前来秦国的严重后果，于是很后悔，派人到狱中宣布赦免韩非。然而，传令的使者晚了一步，当使者到达狱中时，韩非已自尽而死。
《史记》中记载，韩非虽然写了完美的《说难》一书，但自己却难逃悲惨的命运，并且指出韩非的思想过于理智，缺乏感情，他的悲惨结局就是没有提防谗言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