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
[四十九章]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鉴赏〕 在《老子》一书中的首章，老子就鲜明地告诉人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三十二章》也说“‘道’常无名”，落实到人身上则说“圣人常无心”，由此强调“道”的无“常”，也即不确定、不清晰和浑沌。然而，在《老子》文本中，又有“知常曰明”的语句，这在《十六章》和《五十五章》出现过两次，老子由此提示人们要知“常”。“道”既然无“常”，但却又要人们知“常”，这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组矛盾。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到老子思想的内部就会发现，老子的思想无处不存在着“矛盾”的哲学智慧，老子关于无“常”、知“常”的论述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组，并且这对矛盾还与老子思想的来源与特质紧密相关。总的来说，这对矛盾可以作如下解释：老子之“道”乃是“变易”之“道”，由此，一则因为“道”常变易，所以“道”是无常，是不确定的；二则也因为“道”常变易，所以这种“变易”便是一种“常”，人们要想从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就首先得认识这“变易之常”，也即要知“常”。由此，老子的无“常”、知“常”这对矛盾便在“变易之常”这一命题下获得了统一。
为了对老子的“变易之常”或“变易之道”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我们首先得对老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周易》有所了解。我们知道，《周易》是传自上古的一部占筮书，而在其神秘的占筮外衣之后，所蕴蓄的则是一种深刻的变“易”哲理，正如《周易·系辞传》所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老子·二十五章》则云：“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四十章》又云：“反者，‘道’之动”；这里的“反”作为“道”的一种特性，如《老子》书中出现的美恶、善不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虚实、强弱、先后、得失、曲全、枉直、多少、重轻、静躁、雄雌、白黑、荣辱、壮老、废兴等相对事物之间的变易与转化，正是与《周易》之“(变)易”思想相通的。大概正是因此，朱谦之先生在解释老子之“道”时说：“道者，变化之总名”，“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老子校释》)；而陈鼓应先生亦曾引北宋伊川先生(程颐)“惟随时变易，乃常道也”之语，认为以“随时变易”来解释老子的“常道”，正符合老子之意(《老子今注今译》)。
大概正是由于《老子》与《周易》在思想上的这种最关本质的联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老子之学出于《易》。如罗焌先生结合历史上在《老子》、《周易》两方面颇具造诣的一些思想家的言论总结道：“老(子)之道术，皆出于《(周)易》。班(固)《(汉书·艺文)志》云：‘道家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王弼注《易》，多假诸老子之旨。阮籍《通老论》云：‘《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邵子(邵雍)尝言：‘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程大昌著有《易老通言》十卷，清汪缙《读〈道德经〉私记》二卷，专以《易》义解《老子》。皆属此派也。”(《诸子学述》)又根据《史记》的记载，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而上古时常常“巫”、“史”并称，史官与“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周易》作为一本卜筮之书，正是“巫”用来沟通天人、探测天意的一种工具。由此，老子熟知以至精通《周易》这部上古文献，便不难理解了；而历史上众多思想家以《周易》的精神来解读《老子》，也便合情合理了。
我们上面谈到，老子之“道”与《周易》为我们展示的“变易”哲理是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的；换言之，老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周易》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才提出“道”的概念和“反者，‘道’之动”的观念的。而《周易》中所描述的那些“变易”哲理，则是古之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传》)，透过对世间万物的“自然”流行之观察而得出的。也就是说，这种“变易”之“道”不是人为的发明与造作，而是天地万物自然如此，古之圣人只是根据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将他们描述出来了而已。因此，《周易·系辞传》说：“易无思也，无为也”，而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对此解释道：“任运自然，不关心虑，是无思也；任运自动，不须营造，是无为也”。通俗地说，老子所谓“道”主要是指世间万物之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变易之道，而此变易的过程完全是出于世间万物自然而然的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不假任何外界强力的干涉，特别是不假人为的矫揉造作，这应该说是老子“道法自然”的基本内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由此，老子的“变易之常”也是一种“自然之常”。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下，“道”的实体性内涵被消解了。我们知道，“道”在老子的语境中原本有一种很强烈的实体性涵义，如在《二十五章》中，老子对“道”作了这样的一种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在这里，“道”就像一个神秘的令人无法把捉的第一存在者，一种先于任何实体性存在的最高实体，或者说宇宙万物的第一推动者。然而，“道”作为一种实体性的最高存在，究竟是指的什么，老子好像并未为我们描述清楚，大概也不可能描述清楚，或者说他觉着根本也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种最高“实体”描述清楚。这是因为，“道不远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最初的哲学思想都是与社会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老子所提出的“道”的概念，绝不是为了回答宇宙万物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道”在老子那里最核心的价值绝不在于指示一个高于一切事物的最高本体。正是基于此，老子才反复强调“道”的不可见、不可名，可见者、可名者非道，正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三十五章》。正是因为“道”不可见、不可名，所以又被称作“无”，正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十一章》)，“无”即是“道”，“道”即是“无”。“道”之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的涵义到此处(“无”)，可以说是完全消解了；但是老子之“无”绝非是“真无”，就像佛教之“空”绝非是“真空”一样，老子之“无”从根本上是与“道不远人”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它(“无”)所指示的是人的无为(不妄为)、无造作、无执著，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无”的最高化境中，世间万物才能保持其原生态、保持其生生不息的不断流转之势态，也即其“自然”状态。
《周易·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宇宙万物生生不绝的流转变化、自然而然的大化流行就叫做“易”；由我们上述对老子与《周易》之间的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的分析，我们同样可以说：“生生之谓道”，宇宙万物自然而然的大化流行就叫做“道”。这里所谓“生生”，即是生之又生、生生不绝的意思，天地万物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周易·系辞传》)；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彖》)。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周易·系辞传》)，宇宙万物自然而然的生生流转即是万物发展的最佳状态，即是有“道”之世。我们看到，在“生生之谓道”这一命题下，“道”已经与“自然”一样，变为了一个“状态词”(摹状词)，也即对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最佳状态的指示词。换言之，在“变易之常”这一命题下，在“‘道’法自然”的情形下，“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两者指涉的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存在者，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包涵人类社会在内的天地万物发展的最佳势态。
到此处，也许我们对于老子为什么屡屡强调“道”的无“常”，也即浑沦、模糊与不确定，会有更深的了解了。那是由于，“道”在老子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者，而是宏阔的宇宙万物之大化流行的一种势态，这么浩淼的宇宙、这么悠久的历史，内化于人的心中，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够描述清楚的；因此，“道”只能是浑沦、模糊与不确定。但是，在老子看来，有一点却是确定的，那就是，宇宙万物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无造作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人不可任意妄为，而应该无所执著，随顺大化之自然流行而变易、而动，只有如此才算是知“常”。明白了以上两个方面，把握了“变易之常(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道’法自然”，我们也便能够了解老子在无“常”的状态下要知“常”的深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