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与山水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玄言诗多少带有神秘的色彩。这是因为，它盛行于江左将近百年，随后就悄然引退，几乎匿迹销声。其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其消失的背景又是如何?对于玄言诗的功过是非该如何评价?这些，历来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时代绵渺，以孙绰、许询、庾亮、桓温、王羲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玄言诗人，他们的创作保存下来可谓寥若晨星，为我们的探索带来许多困难。
从现存的史料上看，对玄言诗直接评议是刘宋以后开始的。《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檀道鸾以《诗》《骚》的传统作为评价文学发展的标准，他认为自司马相如以来，直到潘岳、陆机，他们的创作并没有背离这一传统。但从王弼、何晏开始兴起的玄学思潮影响到了文学，南渡以后士人的佛学思想日益浓厚，使文学走上了歧途。虽然郭璞的五言诗“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使许询、孙绰等“转相祖尚”，稍变诗歌创作风气，但实际上大的改变还是在义熙年间谢混的创作中才实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有论述：“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沈约认为玄学对文学的不良影响，在东晋文坛流行了近百年。众作意在表现玄理，无“遒丽之辞”，毫无文采可言，直到殷仲文、谢混，才开始改变许询、孙绰的创作风气。刘勰从多角度加以评论，《文心雕龙·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这是刘勰在评价前代文学特点时为东晋文学下的断语。他批判了玄风影响下的宅心事外、崇尚浮虚的创作之风，但并不简单否定袁宏、孙绰的创作，对郭璞的《游仙诗》则极力称赞。《时序》又云：“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对东晋文学乃至文化的这番考察，固不无溢美，但对江左弥漫着玄气的文风是批判的，尤不满于“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范文澜《明诗》篇注引黄侃《诗品讲疏》评曰：“此乃推明崇尚玄灵之习，成于世道之艰危，盖恬澹之言，谬悠之理，所以排除忧患，消遣年涯，智士以之娱生，文人于焉托好，虽曰无用之用，亦时运为之矣。”①无论如何，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应该有深刻的情感蕴含，而不是靠玄理打动人。钟嵘《诗品序》对此阐述更为明确：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
《诗品》卷下评王济、杜预、孙绰、许询等又云：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钟嵘认为玄风从永嘉至义熙年间一直影响诗坛，至谢混才改变风气，谢灵运时才发生根本转变。他指出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代表诗人是孙绰、许询、桓温、庾亮、刘惔、王濛等。综上所述各家评议，意见同异互现。大体上说，相同的是，都没有明确地界定什么是玄言诗，只是整体上谈论玄风影响下的文学或诗歌创作;对玄言文学或玄言诗以表现老庄思想为主表示不满;认为东晋文坛受玄学熏染最重，以许询、孙绰的创作为代表，谢混是首先改变玄风的作者。所不同的是，檀道鸾还指出玄言诗作还受了佛教影响;批判的程度不同，檀道鸾、刘勰都肯定许询、孙绰二人文学成就和文采，而钟嵘则认为玄言作毫无可取;在玄言诗流行的时间上看法不一致，檀道鸾、刘勰只言东晋以后，沈约云“历载将百”，钟嵘则云，自永嘉至义熙，时跨两晋;所举代表作者不尽相同，檀道鸾举许询、孙绰，刘勰又论及袁宏，钟嵘更列有桓温、庾亮、刘惔、王濛等;至于革新人物，沈约谈到殷仲文，钟嵘则推举郭璞、刘琨之力。后世人们对东晋受玄风影响的创作都加贬斥，并在批判中存在着某些共识。一般认为，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理为主的诗歌，大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这些诗歌力求表达玄学要义和佛理，托意高远，超脱现实，缺乏艺术形象性，枯燥乏味，是文学发展史中的一股逆流。
历代文学批评都摈弃玄言诗，因此玄言诗很少流传后世。一般评论所及，往往因袭前人旧说，未加深究。建国后玄言诗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王瑶先生《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把玄言诗视为东晋诗歌的重要部分，结合前人的评议，探讨了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但以后很少有人继续深入研究。后来一段时间集中在《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上。1965年6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引发了这场大论战。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了《兰亭论辨》，共收论文18篇，其中15篇倾向于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另收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的三篇反面文章。这一次大论战很难说是公平、民主的学术讨论①。这次讨论虽涉及王羲之的创作和《兰亭诗》中的一些玄言诗，但并没专门讨论玄言诗，有关论述也简单、肤浅。近年来，学界更重视从文学思想的角度，从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方面去客观地评价玄言诗，而不是简单地否定。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认为：“玄言诗既是诗，又是义理的探讨，既符合当时的崇尚，又能表现特殊的文化素养。它之受到普遍的重视，形成一种风尚，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张可礼《东晋——一个文艺繁荣的时代》一文认为：玄言诗的崇尚谈玄明道是一种特殊的言志;王羲之、谢万、孙绰等人的《兰亭诗》、孙绰的《秋日诗》、李充的《送许从诗》等都是情、景、理融合得较好的作品;有些玄言诗也重文采;玄言诗是诗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比较两晋诗风后认为东晋诗坛上的玄言诗的特点是讲求凝练劲拔，以理致代情体道，从而创造清新境界。如果说玄言诗仅仅为强调理趣而变得淡乎寡味，使诗歌创作走上了歧途，那么玄言诗是不胜其咎的。张海明《玄妙之境》第三章《玄言·诗》对此作了详细探讨①。他认为玄学对诗歌产生影响始于嵇康，东晋玄谈则对游仙、玄理、山水题材的诗歌同时发生影响，并最终走向田园诗。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玄理题材的诗歌。上述种种观点表明，玄言诗的研究出现了转机，已逐渐触及到文学的本质。
与玄言诗研究相比，人们对于山水诗抱有更大的热情。我们知道，以自然山水景物入诗，可以追溯到先秦，《诗经》《楚辞》中就不乏有关的描写，但多为比兴的材料，是抒情、叙事的陪衬。孔子赞成曾子的人生境界，又以山水喻仁智，还以松柏比德操，这种“比德”观以自然山水拟附人格精神。庄子《齐物论》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大自然。《知北游》又说“山林与，臬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表现他对山水的喜爱。他还常借自然事物来阐明其道。无疑，儒家的比德说和道家的自然观是文人山水审美意识形成的基础。从文人与社会政治关系来看，东汉后期政治黑暗，士人多有隐逸之志，随之而生山水之好。钱锺书先生分析仲长统《乐志论》时指出山水之美是汉末文人不得志时的发现：“《全后汉文》卷六七荀爽 《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参之仲长欲卜居山涯水畔，颇征山水方滋，当在汉季。荀以‘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统以‘背山临流’，换‘不受时责’。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又说“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②。还有人从庄园经济的角度来论山水诗的兴起，认为东汉末庄园经济兴起，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士大夫们向往一种气氛热烈、节奏紧迫的“动”的生活，追求浓艳、繁富之美;东晋之后，士大夫们向往的是一种节奏和缓、气氛清冷的“静”的生活，追求那种清雅、自然之美，创作在内容与风格上都由都市转向山林①。王立群《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则探讨了晋宋地记丰富对山水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总之，儒家道家思想、社会的动荡、士人精神的失落、江南的开发、庄园经济的发展、地记的丰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山水诗的进程。学界对山水诗形成时间的看法并不一致，或云东晋，或云魏晋，或云汉末，或云先秦。但山水诗的真正成熟，则是从东晋开始的，这一点并无异议。
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术曾开展过山水诗的大讨论。讨论集中在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上。1961年3月《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印了《有关山水诗的材料》，将当时的文章分为七个方面的问题加以摘录，论者多对山水诗加以否定。80年代又出现了山水诗研究热潮，发表了论文达四百多篇②。这一时期的论文对山水诗的性质、自然美、代表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必然对山水诗的性质和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山水诗，顾名思义，是歌咏山川景物的诗，是以山河湖海、风露花草、鸟兽虫鱼等大自然的事物为题材，描绘它们的生动形象，艺术再现大自然的美，表现作者审美情趣的诗歌。而那些仅仅以自然景物为比兴的材料，作为言志抒情媒介的，不能列入山水诗的范围。
玄言诗与山水诗兴盛有先后，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确认山水诗是在刘宋初年取代玄言诗而登上诗坛的。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序》论及诗风变化，认为是殷仲文、谢混等改变了玄言诗风，山水诗才开始出现。与刘勰所论颇不相同。玄学影响诗歌创作的情形复杂，玄言诗、山水诗之间也有微妙的关系。刘勰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若仅指诗中玄言、山水成分的递变而言，其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若将玄言诗与山水诗对立起来看，则未免简单化。首先，东晋士人偏安江左，既以清谈高标，又以山水愉情，实际上是从山水中悟道。《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太尉庾亮碑》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宗炳《画山水序》亦云：“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无论是“以玄对山水”，还是“澄怀味象”，都说明士人在对山水的感悟中，明显地带有玄学的色彩。玄学初起时，体现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趋势。它对自然形象的解放，对于促进人们自然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山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①。其次，山水诗和玄言诗在整个东晋诗歌发展过程中，在诗人的具体创作里，都有交互发展的状况。以写玄言诗著称的孙绰、许询等也写有出色的山水之作。孙嗣、庾蕴、曹茂之、王玄之、王蕴之、虞说等人的《兰亭诗》则往往由山水景物引发玄思。王瑶先生在《玄言·山水·田园》中指出：“‘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姿态又出现了。”葛晓音《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则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玄风与玄言诗、山水诗的复杂关系(《学术月刊》1985年2期)。此外，我们应该把东晋到宋初看作山水诗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对山水的描摹刻画大部分仍然和玄言杂糅，尽管这二者比例轻重时有所异。玄言真正从诗文中分离出来，则要到谢灵运之后。因此，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不是山水诗起自何人，而是诗文中山水成分的增加和描摹技巧的提高。
注释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① 参见喻蘅《〈兰亭序〉论战廿五年综析与辨思》,《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① 参见张海明《玄妙之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② 《管锥编》第1036、10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参见韦凤娟《魏晋庄园经济与山水诗的兴起》,《江汉论坛》1982年第10期。② 章尚正《八十年代山水文学研究纵横观》对此作了总结,文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8期。此后出版了丁成泉《中国山水诗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文初《中国山水诗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① 参见钟元凯《魏晋玄学和山水文学》,《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