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牛运清

话剧(四幕六场)。作者杨履方。发表于《剧本》1957年1月号。作品描写的是从1956年初至麦收时节，江南农村合作化高潮中的故事。第一场，性格开朗、活泼的女青年团员童亚男(绰号“布谷鸟”)在劳动中唱民歌，男青年团员申小甲被歌声迷住，不自觉地随声唱起来。老年妇女马大婶和雷大婶思想封建、守旧，对青年男女在一起对歌、打闹、说笑看不惯，认为伤风败俗。雷大婶让儿子雷大汉严格管教妻子童亚花(亚男的姐姐)，不准她参加妇女会。童亚男的恋人王必好(青年团支委)把她“在群众面前跟人斗嘴，天天唱那些‘就把相思害’呀”，看作是思想作风问题，当面对她训斥。亚花、亚男姐妹俩都很苦恼。第二场，受流言蜚语的讥讽、打击，“布谷鸟”不叫了。她要求与申小甲一块去学开拖拉机，远走高飞。王必好请求团分支书记孔玉成帮忙，把亚男换下来，企图马上跟亚男结婚。他并且批评亚男“吵吵闹闹、唱唱跳跳、浪浪荡荡，群众影响很坏”，要求亚男改正。亚男断然拒绝，两人关系破裂。第三场，写农业合作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方宝山，关心生产技术和牲畜胜于关心人。“约克夏”种猪病了，他立即让社员把猪送往兽医站。而对于童亚男与王必好的矛盾，却认为是干部不该管的小事。黄菊英劳累过度，造成流产，另外几个社员生血吸虫病，他漠不关心。为此，受到战友、残废军人郭家林的批评。正当方宝山宣称只管“大事”，不愿管所谓“小事”的时候，亚花哭着来找他评理，因为丈夫雷大汉要打她，强迫她回家。第四场，亚花回娘家，与亚男一起劳动。亚男劝姐姐坚强起来，“有了合作社，妇女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不像从前，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亚花思念大汉，认为大汉是听了别人挑拨才跟她闹矛盾的。大汉悄悄地给亚花送来粮食，保证不再亏待亚花，夫妻言归于好。王必好以“组织上的意见”为名，胁迫亚男与他相爱，孔玉成又用“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来压制她，并且偷拿申小甲的日记念给亚男听。结果弄巧成拙。亚男宣布：“你们没读他的日记以前，我不知道他爱我，我也没想到我会爱他。现在，我才看清楚了他，看清楚了我自己，也看清楚了你们。”第五场，矛盾激化，孔玉成、王必好在支部大会上宣布开除童亚男的团籍。郭家林再次找方宝山反映情况，并批评他“光知道猪啦、牛啦”，告诉他“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贝”，应该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思想与生活。方宝山猛醒，告诉亚男：“你的事，党来管!”第六场，麦收时节，申小甲与亚男，一个是拖拉机手，一个是青年突击队长。两人相爱，山歌又起，“布谷鸟”又叫了。玉成和必好流年不利，丢官撤职。布谷声声，全剧结束。该剧上演后，受到好评，并被改编为歌剧、戏曲、电影。有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优美的、横溢着生活激情和劳动欢乐的抒情喜剧。”1958年10月以后，《剧本》、《戏剧报》发表文章，指出这个剧本存在严重错误。文艺界为此产生一番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布》剧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有没有积极意义?“布谷鸟”是什么样人物?方宝山是否典型?是否歪曲和丑化了人物?同时涉及到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讽刺喜剧的功能等问题。姚文元发表两篇文章，即《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剧的一些意见》和《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把《布》剧诬陷为歪曲现实、丑化党的领导、宣传资产阶级恋爱至上的大毒草。1962年，中宣部为《布》剧平反。“文革”中，再次被打成毒草作品。粉碎“四人帮”之后，杨履方发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叫吧》(《上海戏剧》1979年第1期)，对姚文元的谬论给予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