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51〕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52〕，圣人之徒也。”
〔注释〕 公都子： 孟子弟子，复姓公都。 逆： 不按正常方向行进。水逆行： 大水横流。 无所定： 没有定居的地方。 营窟： 相连的洞穴。 洚(hóng)水： 洪水。 警余： 警诫我们。 放： 驱逐。 菹： 长满水草的沼泽地。 由地中行： 顺着河道流。 代作： 意为不断地产生。 宫室： 指民房。 污池： 水池。 园囿： 园林。 沛泽： 沼泽。 奄： 古国名，在今山东曲阜县。 讨其君： 讨伐并杀死奄国之君。 飞廉： 纣王的谀臣。 丕： 显。丕显： 英明。 谟： 通“谋”，谋略。 丕承： 多好地继承了先人。“者”字一作“哉”。 烈： 功绩。 佑启： 帮助启示。 咸以正： 都以正道，指遵行王道。 缺： 缺陷。 世衰： 世风衰败。 道微： 王道式微。 有作： 又出现了。有，通“又”。 事： 职事、职权。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怪罪我的，怕也在于《春秋》这部书了(指因其有越位之嫌)。 处士： 居家不仕的士人。 杨朱： 战国人，具体无考。 归： 归属。 公明仪： 春秋鲁人，复姓公明。 庖： 厨房。 厩： 马厩。 莩： 通“殍”，饿死的人。 息： 停止。 著： 显明、发扬。 闲： 捍卫。 距： 通“拒”，拒绝、排斥。 放： 驱逐。 易： 改变。 抑： 治理。 兼： 原意合并，此作征服。 是： 助词，用于倒装句的宾语与动词之间。 膺： 攻击 荆舒： 荆，楚国，在今湖北一带；舒，舒国，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惩： 惩罚。 承： 抵御。莫我敢承： 无人敢抵挡我。 诐： 邪僻。 〔51〕 三圣： 指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 〔52〕 能言距杨墨者： 能著书立说驳斥杨墨主张的人。
(燕永成)
〔鉴赏〕 《滕文公》篇中的第九章，是孟子借回答弟子的机会，阐述了儒家和杨朱、墨翟等其他各家的原则分歧。说明自己对他们进行批判，不是出于好辩，而是为了捍卫自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
春秋末年，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时，虽然也遇到过不同的观点，但却很少与别人公开进行争辩。对待不同观点的人，只是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教导弟子，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讷于言而敏于行”。反对“巧言”、“利口”。甚至当着弟子的面提出：“余欲无言。”编写《春秋》，臧否人物，也是采用隐晦的笔法，“寓褒贬，别善恶”。即使对“乱臣贼子”，也不是公然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而是将自己的是非善恶标准，隐寓于对历史事实的正面论述中。
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百家争鸣的高潮已经形成，各家学派之间，相互诘难，水火难容。“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争辩非常激烈，儒家学派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孟子身为儒家的领袖，肩负重任，卫道有责。于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周游列国，舌战诸子。对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对杨朱、墨翟，上纲上线地大张挞伐。在现存《孟子》一书中，与人争辩的内容就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孟子喜欢与人争辩。对此，他的弟子也有点困惑不解。因为从儒家传统的观点来衡量，喜欢去与别人争辩总是不大体面的事情，起码有损于儒者谦谦君子的风度。所以弟子公都子有一次鼓起勇气向老师提出质问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也颇有感慨地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究竟迫于什么而非要去和别人争辩不可呢？
首先，他认为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均为邪说淫辞，如果任其泛滥，将会“充塞”仁义，助暴为虐，使天下永无宁日。
其次，他认为，战国时期，邪说淫辞的流行泛滥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这就是他所说的“处士横议”。处士，就是没有官位的知识分子；横议，就是大量而系统地散布邪说淫辞。孟子对这一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的新特点，非常敏感和重视。因为过去学在官府，平民百姓缺少文化，所以当时散布邪说的人，同时也是身在官位的人；起来批判邪说的人，也是圣君贤相，如文武周公等人。后来文化下移，社会上出现了平民收徒讲学的现象，并形成不同的学派。但春秋时期，真正成为学派的还只有儒家一家。而儒家的宗旨，又在于恢复周礼，拨乱反正。虽然当时已经出现有反对儒家观点者，但尚未形成有组织的学派。孔子作《春秋》，批判的主要对象也还是“乱臣贼子”。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还认为自己有“越位”之嫌，曾不无歉疚地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认为，到了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处士横议”的局面，致使邪说淫辞流传速度之快，泛滥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当时已经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已经关系到儒家的前途命运和天下的治乱兴亡。因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认为，自己在如此严重的形势面前，必须肩负起“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的历史使命，决不能再保持缄默了。
孟子所以把杨墨二家作为当时邪说淫辞的代表加以集中批判，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危及了儒家理论最主要的基石——事君和尊亲。孟子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又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这里已经开除了他们的“人籍”，言词之激烈可谓无以复加了。
杨朱为战国初期道家学派的代表。既然其言“盈天下”，可见在当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杨朱主张的“为我”，看来并非要人千方百计去敛财谋利，而是要人把自己的身心健康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韩非又说他是一位“轻物重生之士”。《淮南子》称他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如果把这一主张推到极端，当然就是拔他们一根毫毛去做利国利民的大事，他们也不肯去干的。而儒家则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即使知道自己治国之道没人采纳，也要积极向人君宣传劝说。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杨朱则是千方百计与统治者保持距离，采取不合作主义。已经不是“避人之士”，而是“避世之士”。即“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直接违背了儒家君臣之大伦。所以孟子说他是“无君”。
墨子的主张，有的看来正和杨朱相反，他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但是，墨子区分利害的标准却与儒家不同，墨子把厚葬久丧，祭礼祖先等礼仪活动，都看成是糜费人民的财货，妨碍人民的生产活动，是使人民陷于饥寒的主要原因，因而是天下之大害。又主张“爱无差等”，否认决定宗法制度的血缘关系，把父子视同路人，这又是和儒家的主张针锋相对的。所以孟子说墨家是“无父”。看来，骂杨墨为“禽兽”，对儒家来说，还不能算是单纯人身攻击之词。因为儒家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基于仁义礼智而维持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常关系。其中君臣、父子又是人伦之大者。所以主张“无君”、“无父”的人，“是禽兽也”。
孟子对杨墨开展的批判，维护了儒家的根本观点，为后来儒家学派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世儒家每当受到“异端”攻击时，总是以孟子批杨墨作号召。唐代韩愈写《原道》，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为孟子在儒家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