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非主流社会的政治行动与通俗文学
1.三教之外的“小说教”
还应该看到，清代是人口激增、欧风东渐、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逐渐解体、游民泛滥的时期。清朝康熙五十年为了推行惠民“仁政”，决定自此年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看来是“惠民”的政策，一下子打开了滥生的闸门，人口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19世纪中叶人口增加到四亿(一百多年间翻了四番)，每户农民的土地占有量降到10亩以下，而生产率没有多大的提高;向其他经济领域(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的发展，又受到制度、法律和习俗的限制，于是大批无地的农民脱离了宗法，离开了农村，成为游民。游民生活在生死的边缘，为求生存争发展，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
游民的激增和成熟，游民的组织化过程加剧，各种游民组织活跃，如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红帮、在理会等等。他们在统治阶级力量强大时处于秘密状态，当统治力量式微时，他们逐渐出于地下，处于半公开甚至公开状态，向社会秩序挑战。游民还成为各种秘密宗教的领袖或骨干。这种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秘密教门，在清代仅见于档案记载的就有一二百种之多。这些都构成了足以挑战主流秩序的隐性社会。隐性社会人们第一诉求是生存诉求，也就是要吃饭。可是在专制社会中，下层社会人们一切主动的诉求都有可能化为政治诉求。因为统治者不允许人们产生主动诉求，一切只能由统治者“给”，你如果“要”就有制造动乱之嫌。因此哪怕是最卑微、最简单、最合理的要求都会演变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对通俗文艺作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以后对民间有广泛影响的还应是通俗文艺作品。清代学者钱大昕在为顾炎武的《日知录·重厚》作注时说：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①
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也有所认识。早在顺治九年(1652)就正式下令禁止“琐语淫词”。清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演义小说》中总结说：
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徙。乾隆元年(1736)覆准，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辑例，降二级调用。嘉庆七年(1802)，禁坊肆不经小说，此后不准再行编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团》等。喻旨不得令胥吏等借端坊市纷纷搜查，至有滋扰。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词小说。①
对于《水浒传》这样具有煽动性的通俗文学作品还有专门禁焚的命令。如乾隆十九年(1754)议准饬直隶总督巡抚学政要严禁《水浒传》一书。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对军机大臣讲，四川、湖南帮会起事是受到《性命圭旨》和《水浒传》的影响，说它们“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清文宗圣训》转引自王利器《耐雪堂集》)。清代点名严禁的通俗小说(包括唱本)就有数百种之多，直到清同治、光绪间统治者还曾大规模地严禁小说、唱本。如果说对于诗文等正统的文学形式还有点区别对待的味道，那么对于通俗文艺作品，清统治者只有打压、禁焚。
2.秘密结社的教科书
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看，这样做也不是全无道理。通俗小说的广泛影响及其独特的思想意识，与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水浒传》一类具有游民意识的小说、戏曲，很有挑动力。清初建立的反清的秘密会党——天地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基本上来自三部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说唐》。从“忠义”到“替天行道”，从“桃园三结义”到“梁山聚义”，直到通俗小说中的英雄形象，都成为敢于造反的好汉们的精神力量。连受到西洋天主教启发而造反起事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例外。如施建烈的《纪县城失守克服本末》中就说“伪翼王石达开，故永安州书吏自号小宋公明”(转引自《耐雪堂集》)。
历代被压迫的人们曾用诗歌表达过他们的愤怒与反抗，但总的说来这类作者数量较少，自觉性也不强。到了清代，文艺几乎成为非主流社会的人们反抗统治者的一种形式，成为增强自己组织凝聚力的工具。例如天地会、捻军、义和团等所组织的大规模活动与武装斗争，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戏剧化和文学化走向。每一次开坛、每一次战斗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一场戏的演出。戏剧与造反活动打成一片，突显了普通民众对于通俗文艺作品的迷恋，以及这些作品在他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这些我们从天地会内部流行的“会簿”等材料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将自己的交往活动编织成为戏剧色彩很浓的仪式。例如天地会《会簿·问答书》中记载天地会不同组织之间互相联系的情景，其地点应是在香堂：
“将军有请。”“你是何人?”“我乃苏洪光是也。闻得五祖架桥开墟，召集天下英雄。因此奉了高溪天佑洪之命，带了新兵数百万到来。过桥进大洪门，入木杨城，请令定夺。烦二位将军方便。”“可有忠义吗?”“人人有忠义，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文韬武略般般俱晓。方敢到来。”“有何为证?”“有诗为证：五湖四海集新丁，过桥起义显威名。万望义兄协辅进，木杨盟誓号雄英。”“既然如此，可向桥下过来。”“将军无令不敢自过。”“有何为证?”“有诗为证。诗点话，诗曰：洪门今日已重开，五房出现祖公来。请令通传同气度，将军把守也无害。太平自有兴明日，洪英聚会显奇才。内进花亭旗色现，盟心义和五湖胎。四海英名如川至，云集源流八面来。文武坚心同韬略，扶持明主坐龙台。”①
下面还有很长的对话写他们互相盘问。天地会的基本群众是游民，他们各地流动，需要互相帮助，但又怕被官府乘机打入他们的组织，所以才要用各种秘密话语互相盘诘。这种盘诘越来越模仿通俗小说或戏曲并仪式化。这一方面是借表演以表达意愿从而增进表达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仪式把会众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庄重化，神圣化。试想一个四处流浪、一文不名的游民(他们往往以“草鞋”自喻)出现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仿佛一双草鞋出现在金碧辉煌的殿堂，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马上便会感到自己价值和重要性，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而这些又都是天地会组织所赋予，那么必然会增加会众对组织的归属感，使他们因身为组织的一员而骄傲。
如果说这种仪式偏重于在组织上团结会众的话，《会簿》还以充满悲情的创会历史和大量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政治性很强的民歌作为团结自己的思想武器，并用以打击敌人和凝聚会众，这些是很有特色的天地会文学。
会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创会史——西鲁神话。这个神话的主要情节是：天地会的“小主”是崇祯皇帝之后，李自成破北京后西宫娘娘李神妃跑了出来，生下“小主”，这有天水冲出的“刘伯温碑记”为证。康熙年间有“西鲁番”作乱，朝廷出榜文，招揽天下能破敌的英雄，少林寺有僧人128人揭榜，他们不要朝廷一兵一卒，出征西鲁，得胜还朝，不受官职仍然回寺修行。后来他们被朝中奸臣陷害，官兵围剿少林寺，寺中僧人大多牺牲，只有18人逃出。他们跑到海石连天之地，海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取此香炉盟誓，师尊为万提起，法号云龙，与兄弟再集达107人，结拜时又有一少年亦来聚义，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歃血拜盟，尊万云龙为大哥，与清兵交战，万大哥牺牲，被葬在高溪庙。“小主”后来流落福建，生五子，分为五房，分别在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四川。
这个“神话”有许多不通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两个主题是十分清楚的：一是辅助前朝遗孤恢复祖宗基业;二是少林僧人本来忠于清室，建立功勋，而清室反而任由奸臣陷害忠良，只剩五大，他们为了复仇走上反抗道路。这就是天地会产生的缘由。这两个主题虽然有些现实依据，但只是一些影子，其细节和神话部分却是从通俗小说借鉴来的。第一个主题与《说唐》系列的《反唐演义传》中太子遇难的故事十分类似：外敌入侵时忠臣负担起保国保民的任务，而奸臣不仅时时掣肘，而且陷害忠臣。第二主题也是通俗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如杨家将的故事、呼家将的故事、《精忠说岳》等都是以此为主题的，就是《水浒传》的故事中也包含这一层含义。其他如张榜招贤，英雄结拜，群英聚义，上天示警等等，都是通俗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情节。后来，“西鲁神话”越来越从流行通俗小说或戏曲中截取故事以充塞自己，越晚出的“会簿”中人物形象越多，情节更曲折，内容更丰富。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西鲁神话就成了长达数万字的一篇中篇小说。
“西鲁神话”是天地会文学的总主题，这个主题也就是要用武力推翻清政权——反清复明。天地会众多戏剧性很强的仪式对白台词、天地会内部流行的民歌，大多离不开“西鲁神话”这个主题。每到天地会会众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都要讲述这个充满悲情的故事，以增加本会的凝聚力，把仇恨集中到清统治者身上。
天地会内部流行的诗歌，数目很多，没有准确的统计，因为很多只在口头流传，只统计写在会簿上的也在千首以上。大约可分为《根由歌》(讲本会历史)《手足歌》(讲“天下英雄访英雄”故事)《拜会歌》(入会仪式上的歌)《英雄歌》(表现自己英雄豪气的歌)《战斗歌》《问答歌》《各省起义歌》等。会众们在闯荡江湖、四处奔走时，这些民歌就是他们互相联系的手段之一。从用途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从内容上说它更是充满了英雄豪情，矛头是针对清统治者的。举《三点革命歌》为例：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势锐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①
这种风气对近百年来的民间的武装反抗活动很有影响，自上个世纪20年代兴起的革命歌曲与之也有血缘关系。
3.招诱游民的侠义小说
非主流社会酝酿出的不一定都是与清统治者对抗的政治力量，因为其主体游民历来就是以生存诉求为第一位的，可以为任何政治力量驱使。游民的秘密组织有时也会背离他们最初的政治目的——“反清复明”，而为清统治者所用。以漕运船工为主体的青帮就是这样。
清中叶以后内忧外患，动乱日益增多，清廷的主要武装力量——八旗兵已经腐败，各地团练(如湘军、淮军)武装力量在兴起过程中吸纳了大量游民，许多游民也借此建立军功，发迹变泰，引起游民以及城市中下层民众 (特别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旗人)歆羡，于是，通俗文艺作品中也就出现了这一类作品。这类文艺作品往往是有利于清统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说：
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故君，遂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即《荡寇志》)，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然此尚为僚佐之见也。《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也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荣宠，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然当时于此等书，则以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三侠五义》及《永庆升平》序)。
鲁迅所指是北京的情况。随着清王朝统治时日长久，长期的专制压迫和奴化教育，当下层社会(包括漂泊于城镇的游民)人们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发达的希望寄托在为统治者效力上。这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是以“发迹变泰”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如果巡视一下清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市场、评书市场和花部的戏曲舞台，可以发现它们都是被这类作品充斥着。《三侠五义》还不够，又改成《七侠五义》。因为受到社会的欢迎，于是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等。这些多是叙述侠义之士平叛除盗，而中间必有一个名臣大僚总领一切，所谓侠士不过是走狗而已。此外还有从公案小说加侠义小说而形成的 《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于公案》等系列小说，在破案中也连带写追随清官的侠士，也由于立功受奖，得以改换门庭，发迹变泰。这些作品长达数十集，如果由评书艺人演说，每部都要说上一年半载。鲁迅说它们“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像《永庆升平》这类皇帝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清除民间匪类，给侠士以支持，民间侠士也由此一步登天的评书，在北京内城演出特别受欢迎，很有市场，因为内城住的都是旗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当生活的实际断绝了他们发展的希望时，往往要用虚幻的希望麻醉自己。
注释
①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① 转引自王利器《耐雪堂集》第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①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235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① 《天地会文献录》第6页,正中书局194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