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主流社会的文化压迫与文学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政治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社会的主导意识——儒家思想也很重视文学的“兴观群怨”和教化民众的作用。到了清代，这种意识似乎更为自觉了，统治者常常用政治手段干预文学创作，文士也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忠君爱国之情和对政治问题的关切。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族压迫问题——是不许文人士大夫关注的。文人士大夫只能在传统的民生疾苦问题上表达对家国的关怀。因此清代主流社会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没有多大差别，就是统治者让文士写什么和不让写什么的问题，以及文士适应或不适应这种要求的问题。只是到了清代，这个问题更尖锐、更严重了。
1.屠戮与文化压迫
清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数远较汉族少，在其初入关时，还不到100万人，却统治了有数千万人口的汉族。在其征服汉人的过程中，极其残暴。大约经过了20年的屠戮与焚掠，平定了大江南北的汉族人民的反抗，消灭了几个仓促建立的南明政权，并且运用了极为残暴的手段，当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朝统治者的业绩。
清代的民族压迫更体现在剃发易服。在今人看来，这完全是个人爱好时尚的舞台，而在中国古代它是汉族人尊严的标志。孔子对于首倡“霸道”的管仲本来是颇有微词的，但管仲“尊王攘夷”的方针，使得中原文化不受异族感染，所以孔子满怀感激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孝经》 中开篇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当时“剃发令”一下，老百姓心中的愤怒、痛苦、椎心泣血……可以想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两句话把当时老百姓反抗的强烈和统治者的蛮横表达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对于发式衣冠这等小事如此看重?清统治者要借此以摧辱汉族人民的自尊与自信，使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体味到亡国亡种的痛苦。强迫他们在既往的奋斗中已经张扬开的人格再蜷曲起来。统治者实际上是借此制造奴性，制造顺民。如果说杀戮是制服汉人的身体的话，“剃发易服”就是征服汉族人的精神。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有清一代，统治者常常把“满汉一体”挂在口边，可是对凡是涉及到满汉问题的事情，最高统治者总是特别警惕和敏感的。现今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清朝政府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实际上汉族官僚只是满族统治者雇佣的奴仆，统治者是要特别注意驾驭与提防的。稍有头脑的汉族官僚对此心知肚明(当然个别“天真”的也不是没有)，谁也不会得意忘形、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满汉对立、民族矛盾是直到清朝灭亡、旗人迅速彻底汉化才消失的。
2.文人士大夫的反弹
明清的嬗代，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看来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他们认为明朝被清朝取代，不是一般的“亡国”，而是“亡天下”。因为随着满洲铁骑而来的还有剃发易服和某些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通过血与火的暴力实现的，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仇恨。此时尽管也有严厉的镇压，创作环境十分严酷，但文学创作还是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被压迫者或弱势群体站在一起揭露民族压迫的残酷，歌颂他们的反压迫的斗争。这种情况，以清初为最盛。后，由于统治者的镇压与分化政策，逐渐衰落，但反抗民族压迫(反清复明)一直是汉族人民的一个情结，在清统治者力量衰微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这一点，从清末群众性的反清运动中可以见到。这种情结，是绵延了二三百年的。
清初严酷的社会环境给士人的刺激是很强烈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局，仿佛把他们打入了地狱。诗人方文的《涂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有姚康的序说：“予自经变以来，举头向天，不复知日月所在。乃读尔止(方文)诗，老眼顿明。盖今之尔止，昔之泪罗、杜陵也，非三君子，此三代遂成黑暗地狱也。”
那些敢于挑战政治权力的作品是无边黑暗中的明灯。它们给人们以安慰和鼓舞。这类作者很多，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抗清之士，武装斗争失败后，继续用笔来战斗。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钱秉镫、屈大均、陈恭尹等;二是遗民，他们虽然没有参与武装反清活动，但在清一统天下后，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还参与秘密的反清活动，这类人很多，著名的有彭孙贻、阎古古、万寿祺、傅山、杜濬、方文等;三是虽然投降了清统治者，或参加清廷举办的科举考试，有了功名，但他们对故国的眷念、对民族压迫的不满时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这类作者中享有大名的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龚鼎孳、丁耀亢等。这一代作者写作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篇章，揭露和鞭挞满洲铁骑野蛮残暴和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灾难，讴歌汉族人民前仆后继的武装抗暴斗争。著名的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的《西湖杂感》20首，表现了这个昔日的“软红佳丽地”，被野蛮的八旗兵糟蹋得不成样子：“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鹰毛占断听莺树，马矢平填放鹤台。”“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攒眉。”另一位与钱谦益齐名的大诗人吴伟业在他的具有特色的长篇歌行里常以明朝衰亡、南都覆灭和绵延长久的抗清斗争为题材，通过歌咏历史人物、描写历史遗迹，以及忆旧怀人的方式反映那个动荡的时代。其中的代表作如《圆圆曲》《临江参军》《悲歌赠吴季子》《松山哀》都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政治诗”。有的诗人对于民间的反抗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如归庄就写出这样的诗句：“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豪杰由来须兴会，寒灰他日定重燃。”(皆见《冬日感怀贻山中诸同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垄头耕。”(《己丑元日》) 屈大均更是把这种企盼化为行动：“慷慨无衣赋，艰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为子入秦来。”(《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这些作品富有鼓舞性和感染性，仿佛是战斗中的号角。
表现剃发与反剃发斗争有吴祖修的《剃发二首》、钱秉镫的《留发生》等。丁耀亢的《剃发》一诗中写道：“客尘清瓠蔓，霜气到蓬根。故劳镜凭吊，新缨笑独尊。”这里是以自嘲的形式表达对清统治者文化压迫的痛恨。
这种挑战权力的现象在小说创作和戏曲创作中也存在。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出现了一些描写这次巨变的时事小说，如《海角遗篇》《新世洪勋》《甲申痛史》《台湾外史》，英雄传奇小说如《后水浒传》《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这些小说或写历史，或写当世，但都充斥感事伤时之痛，作者对这场惨痛的变革大多也都是心怀不满的。这个时期的名剧《千忠戮》也是如此。这些面向广大群众的文艺形式与个人性很强的抒情诗又不一样，它有广泛的影响。天地会活动中都有文学上的表现。
3.清统治者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
清代统治者对待汉族文人士大夫是使用打压与拉拢两手政策的。入关之初还是以“拉”为主，有功名的，只要臣服就有官做，康熙十八年国内形势基本安定以后，开博学鸿词科，从全国各地征得学者文士143人，取一等20人、二等32人，名儒才士网罗殆尽。连坚持遗民立场，称病不肯参与考试的傅山也被抬到北京。这种拉拢政策对于清初尖锐的满汉对立有所化解。另外，清统治者从一入关起就表示，他们尊崇孔孟文化，康熙推崇自明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他为《四书解义》作的《序》中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对于重视文化认同的文人士大夫更具有诱惑力。但这只是清统治者对付汉人软的一手;在他们二百多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忘记硬的一手，如加强对汉族士人的管制、迫害，大兴文字狱，这又增加了满汉的隔阂。
①文字狱
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因文学创作而引发文字狱的，但哪一代都不像清代统治者这样有意识利用文字狱去扼制人们的思想，去摧残文学创造。清代的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①。
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亲自部署和督促把文字狱弄得极为红火。雍正朝有25起文字狱，乾隆朝135起，康熙一朝仅有11起。文字狱不一定是打击已表现出异类倾向的文字，而是统治者感到有异类存在，通过在全国各地吹毛求疵式地搜索因文字犯忌的人们，借以震慑民众，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清统治者宣称文字狱打击的对象是对清朝不满的人士或触犯皇帝威仪和忌讳的人，可是如果对文字狱各案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是冤案。那些被凌迟、杀头、抄家、发配的人不知凡几，真正利用文字或文学作品进行反清活动的不能说没有，但其中绝大部分如鲁迅所说并非“反动”，“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②。
但是既被皇帝选中，大多下场是很悲惨的。雍正时期黄河中游水色变清，古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于是太常卿邹汝鲁上《河清颂》的拍马文章，不料因为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被革职拿问(因为雍正不喜欢听“维新”二字，他说自己即位之后一切都是“率由旧章”)，这是很典型的因歌功颂德而获罪的例子;乾隆间，山西秀才冯起炎受才子佳人小说影响，把自己“以《易》解《诗》”的“著作”献给皇帝，妄想一举成名，由天子做媒，使得“表妹入抱”，结果是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以雍正、乾隆的聪明，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些以文字得罪的人们中许多是罪非应得的，许多立意歌颂和献媚的人也落入了文字狱的法网似乎是历史的误会。然而不对。在专制者看来打击谁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打击才能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人们，特别是文人救过不暇，还敢乱说乱动?所以在统治者有力量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打击”，当“打击”放松，甚至不怎么主动出击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不远了。清代文字狱从乾隆五十年以后开始放松，乾隆年近八十，体力、精力日渐衰朽，以后不见有主动出击型的文字狱。此后又过二三十年，敏感的诗人龚自珍才敢吟出他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其实，这个时期已经没有具有震撼性的文字狱了，龚自珍之所以敢写下这样的诗句，正是因为文字狱的事实上的消退。另外龚自珍之所以对文字狱念念不忘，也是由于文字狱的余威尚在。文字狱本质上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②编纂大型丛书
历朝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文治”，都要拉拢一批文士编辑大型典籍。这种编书历来就是安排一些文士的手段，免得他们流落民间，成为与朝廷对立的力量;另外这也是实行文化专制软的一手，因为在编书的过程中要对现有书籍全面搜检。对于清统治者来说，这两点尤为突出。特别是到了“康雍乾”的“盛世”期间，统治者借编书对全国书籍进行全面的“搜检”(清代统治者比较聪明，大多情况下是让藏书者们自动献出让统治者搜检)。此期编纂了一系列的大型书籍如 《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全唐诗》《历代题画诗》《历代咏物诗》，修《明史》，后来编《古今图书集成》，编刻“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和续“三通”等等，指不胜屈。直到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把古今所有书籍集为一编，搞一个旷世未有的巨大“工程”。这一个个大“工程”，仿佛是爱护文化，实际上是在摧残文化，因为对书籍全面“搜检”之后，还要根据统治者好恶对于它们分别处理。《四库全书》的编纂集中反映了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六年编成，至五十二年完全抄毕。此编共收书3470种、79080卷。为了编成这部大书，乾隆下诏征集图书。要各省督抚和学政 “加意访购”，并说明如果私人藏书系钞本，“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对于“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当各省书籍上呈以后，乾隆皇帝突然转弯，最初说编辑《四库全书》的目的是“稽古右文”“彰千古同文之盛”①。可是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的“上谕”开始强调：要借这次征集书籍对有“抵触本朝”内容之书应予“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②。查办的书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清统治不满，视满洲为狄夷异类的著作，这是要完全销毁的。其二是带有怀念故国(明朝)怀念故君情绪的作品，如只存在单篇之中可以抽毁。其三是非圣无法，排击孔孟，讥讽程朱的文字。第四是被乾隆看不顺眼和曾被文字狱牵连文人的作品。
于是，“右文”一变而成“灭文”。这是一次全面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围剿。有哪个时代曾出现过这种现象，把普天下的书籍聚于天子之庭，由皇帝决定什么该烧，什么该留，什么可以全存，什么应该删改呢?这是用皇帝一人的头脑替代天下人的头脑。这场文化围剿把皇帝所不喜欢的书籍、不喜欢的文辞统统当作 “邪言”消灭，保留的都是皇帝认可的精金粹玉。现在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赞美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功绩”，这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乾隆借编《四库全书》毁灭和改篡传统文化，并借此加强思想禁锢，在文化史上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不仅对与清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末清初文人的文学或历史作品敏感，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南宋，对那时的许多文学和历史作品也做了大量的销毁和删改。这种删改和销毁是清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表现。这里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如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被“四库”馆臣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六州歌头》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为“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为“挽琱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公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公”是他的尊称。这两字都是“仄平”，改动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也与“胡”、“戎”、“夷”、“虏”无关涉。改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不够尊重，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着古人那样随便地对待帝王就别扭，所以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
4.屈从与偶尔显现出的抗争
这种文化政策把人们变成侏儒，不是侏儒也要把他们裁割成为侏儒。从四库馆臣的表现可见“胡萝卜加大棒”对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奴化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说由明入清时的文人士大夫许多还是重视气节、在诗歌散文这种正统文学形式创作中还是表现出反抗力的话，当那一代过渡型文士凋零以后，新的一代也就是清代诗文创作开山的一代如王士禛、施闰章、宋琬、方苞等，虽然出身、经历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一面：都是在严酷政治压迫下生长的，都是在民族歧视中做官。宋、方二人都蹲过大狱，宋是被民间造反牵连，方是由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他们都被吓得灵魂出窍，侥幸生还，噤若寒蝉。他们的胸襟气度是不能和上一代相比的，特别是涉及到华夷之变、满汉问题，谁也不敢说三道四。清代诗文创作流派也很多，如“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仿佛异彩纷呈、热闹非常，但不论哪个流派，都只是在艺术风格或写作手法上标新立异。他们或倡导空灵轻妙，或表彰黄钟大吕，或逞其辁才小慧，或铺排知识学问，但是都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袁枚有诗云：“一代正宗才力弱，望溪文集阮亭诗。”(《论诗绝句》)所谓“才力弱”也包括了人格上的软弱。当然这不只是王士禛、方苞，也包括袁枚自己。清代文士与明代相比确实是缺少负气敢言之士。也缺少直斥最高统治者的诗文，这是专制统治加强的结果。
压迫教育了文士们，文士也变得“聪明”起来。清代很少有像明朝那类不顾生死、强谏于朝的忠臣，因为大多汉族臣工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乾隆继位不久曾下诏云：“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人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这种官话套话不会在臣工中引起什么反应。但事也有例外，有位初踏入仕途的江南才士杭世骏，中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第五名，授翰林编修。他由翰林被保举御史时，例试于保和殿，在策文中提出了“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并指出，当今用人还是有些“内满而外汉”的，例子是天下总督都由满人担任，没有一个汉人。这篇策论虽然词气温和，但它不仅触及民族歧视这个敏感问题，而且戳穿了乾隆的谎言。乾隆大怒，“交刑部，部议儗死”。后来满大臣观保为之说话，才得以罢官回乡。这对杭世骏是不虞之灾，他还有点天真，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地位。其本心真是希望满汉一体，和衷共济，共同为国，但却触动了这个敏感问题。此次乾隆虽饶他一死，但并没有忘记他，直到二十多年后乾隆南巡，杭世骏接驾，乾隆“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即世骏)返舍，是夕卒”①。龚自珍下笔冷隽，但也可见乾隆为人刻酷寡恩。
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清代文士大多不像杭世骏这样天真。他们很知道自己的地位，什么满汉之别、夷夏之辨这个《春秋》上的大题目根本就不要谈。经典上有的不一定都能在现实中讨论。清代研究《春秋》特别是公羊《春秋》起步晚，自乾隆中期以后孔广森、刘逢禄始，龚自珍师刘逢禄，并有诗云“东南绝学在毗陵”，把《春秋》之学视为“绝学”。可见《春秋》在清朝的地位。
在杭世骏离京时老诗人沈德潜送行诗中有言：“临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见《送杭堇浦太史》)这两句表现出沈德潜这位年过七旬的老翁并不糊涂，他虽然此时正得到皇帝的宠眷，但心里明白，自己、也包括那些汉族士大夫在满洲人当统治者的朝廷里是什么地位。正像《韩非子》中讲的那个故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同样的话，皇帝自己可以说，而臣工们不能随便说。虽然清朝立国已有一百多年，铁血烽烟好像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满汉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那道鸿沟还是赫然存在。皇帝口头上常说满汉已经没有什么不同，鸿沟已经填平，实际上这种念兹在兹的做法本身就说明现实的严酷。沈德潜这些入世已深的汉族官僚感到了这点，所以处处谨慎小心，才能最终得以保全(后沈德潜也因为编纂《国朝诗别裁》，死后还受到文字狱的追究)。
由满汉问题延伸出来的是忠奸问题。清代老练的朝臣也很少谈忠奸斗争，因为这很容易与满汉之别挂起钩来，甚至还会波及皇帝。因为在能干的皇帝看来“上有昏君，下才会有奸臣”，明君在上，洞察一切，下面不会有大奸大恶，因而不会有忠奸斗争。从这个背景出发，清代反映忠奸斗争的文学作品较少，这与明代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明诗，乃至明代小说、戏曲描写当代朝政，刻画忠臣前仆后继与奸臣、权宦的搏斗，特别具有感染力量。像严嵩一倒，王世贞的《鸣凤记》马上登台，受到观众的欢迎;魏忠贤垮台，李玉的《清忠谱》在各地演出，激起强烈的共鸣。还有大量反映现实政治的时事小说。清代作家们对于这类题材是回避的。例如乾隆间出现了特大奸臣和珅，他的贪和“奸”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倒台也极有戏剧性，可是却不见嘉庆、道光间的小说戏曲描写这件大事，直到清末才在江湖艺人口头演说“刘罗锅”(刘镛)故事——《君臣斗》中触及和珅。像清代最著名的两部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虽然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但吴敬梓把《儒林外史》背景放在明代，而且即使写明代也不涉及当时的朝政;《红楼梦》则在书的开篇就要作“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声明，说本书“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而且“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当然声明不等于事实，但从声明中也可以看到笼罩在那一时代作家们心上的阴影。
民族压迫成为文士心中的一个情结，时时会表现出来，这一点我们从吴翌凤所编选的《国朝诗》中可以感受到。这部书编成于嘉庆元年(1796)，距文字狱高潮的乾隆四十年代仅有十余年。这部选集中有两个陌生人，一为彭㧑，入选诗46首，一为翁绍隆，入选诗49首，入选的诗作数量仅次于清初大诗人吴伟业(51首)。彭、翁实际上是钱谦益、屈大均的化名。这个化名是吴翌凤编造的，他还为彭、翁编造了字号籍贯，彭“字六吉，浙江常山人”，翁“字骚余，广西临桂人”。如此费尽心机，只是要把钱谦益和屈大均作品选入这个选本。钱谦益是乾隆皇帝最痛恨的明末清初的文人，把他列入《贰臣传》之首，屈大均是清初民族感最强的诗人，在他的诗集中表达对清统治者不满的诗歌比比皆是。他去世后，其遗集两次受到文字狱搜检，他的名字也为当时人所忌，吴冒着身家性命危险，把他们的诗编入自己的选本，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不可想象的。
5.关于反映社会不公和黑暗的作品
满汉矛盾、民族压迫是清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它又是最敏感的，文士们大多不敢轻易触及。那么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热情怎么能张扬呢? 许多正统的文士认为没有家国情怀就算不得读书人。于是，他们把政治热情转移到关注一般的社会不公和民众苦乐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反映社会阶级矛盾。这在清代反而不太犯忌，因为清统治者奉儒家思想为主导社会意识，儒家所主张的“兴观群怨”之说是这类作品的盾牌。只要不“讪”及皇帝，描写人民苦难、社会黑暗和揭露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表达人民愿望的都具有合法性。康熙间一位热衷于写乐府诗的诗人沙张白，说诗歌应该起到“奖正刺邪，讽谏规箴”的社会作用。应该成为“匹夫匹妇之心声”(见《定峰乐府》)。
清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主流作品——诗歌就是以内容丰富取胜。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这一点为历代诗歌所不及。咸丰、同治间诗人张应昌编了一部大型清诗选《清诗铎》，选诗五千余首，收录诗人自顺治期间的秦镛、钱澄之起至同治间诗人止，共九百余家。入选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反映社会问题的。编者把入选诗分为152类。我们从这些“类”的设置上便可以大概知其内容： 如事关政治的有 “总论政术”、“善政”、“用人”、“察吏”、“官箴”、“大吏”、“奉使”、“守令”、“胥吏差役”、“循良歌颂”、“酷吏”、“清廉”、“贪黩”、“权奸”、“世禄”、“仕宦”，事关军事刑狱的有 “刑狱”、“盗贼”、“兵事”、“武功”、“将帅”、“兵卒”、“军饷”、“军器”、“屯田”、“边防”、“岛夷”、“怀远”，事关横征暴敛的有“财赋”、“米谷”、“漕政”、“漕船”、“海运”、“钱法”、“盐䇲”、“关征”、“贡献”、“丈量”、“催科”、“税敛”、“力役”、“科派”、“扰累”、“捕捉”、“捉骡车捉船”，事关社会生产的有“水利”、“农政”、“田家”、“树艺”、“蚕桑”、“木棉”、“纺织”、“商贾”、“淘金”、“采矿”、“采铜铅铁”、“采石”、“采木”、“采薪”、“采煤炭”、“瘠土贫民”，事关社会动乱、百姓疾苦的有 “会匪”、“捻匪”、“棚民客民”、“左道”、“民变”、“弭乱”、“流民”、“鬻儿女”、“鸦片烟”，事关灾变的有 “灾荒总”、“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雪灾”、“雷异”、“日食”、“地震”、“火灾”、“虫灾”、“捕蝗”、“伐蛟”、“勘灾查户口”、“赈饥平籴”、“蠲免”。其他还涉及各类人以及人品等。这仅仅是各类的名目，至于选入的作品，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更为广泛，更为深入，把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诗作聚集在一起，把历经二百年左右的清朝涂抹得漆黑一片。这样的选本在历代是不多见的。然而它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追究。这部书的依据就是儒家主张。儒家认为由于诗有“兴观群怨”的作用，所以君王应定期到民间采诗。“铎(铃铛的一种)”就是“上之喻下，下之达上”的工具。
诗人在关注和描写社会问题时，注意不卷入民族压迫这个大题目上去。这一点清初诗人就已有所警惕了。例如被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誉为“北宋南施”中的施润章，即使写当时江南民众的抗清斗争和清兵的杀戮，也只是客观地展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写清兵屠戮妇婴的《上留田行》，用极简洁的笔墨勾勒出极悲惨的一幕：“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犹御怀中乳。”至于凶手为谁，诗中并未点明。施润章还从循吏的立场去描写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告诫各级官吏不要过度剥削，否则老百姓会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这类作品很多，如《弹子吟》《竹源坑》《海民行》《牧童吟》等。其后吴嘉纪、沙张白、蒲松龄、郑燮、蒋士诠、张问陶等，都有大量描写社会矛盾，但又不触犯忌讳的作品。
清代皇帝的水平平均而言毕竟较历代高。特别是乾隆皇帝，认为自己是“千古一帝”，他也认为诗歌应能反映民间疾苦。他主持的《唐宋诗醇》，所选六大诗人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都有大量描写社会不公的作品。在选诗时也特别注意“多取其有为之作”(《唐宋诗醇·凡例》)。
对当代的诗人他也如此要求。老诗人沈德潜退休还乡时，乾隆赐诗中有言：“别后诗裁经细检，当前民瘼听频陈。”也就是要他奉旨用诗汇报民情。沈德潜未做官时本来就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此时便更卖力一些，但沈德潜还是很会掌握分寸的。有时看来言辞激切，但是大多都是不会违背“圣衷”的。如《制府来》描写两江总督噶礼贪贿无艺，作威作福和最后垮台，诗中虽然写了“破得百家产，博得百家欢”，“但称制府来，小儿不敢哭”。把这位统治两个省区的满洲大员写得穷凶极恶，而最后终究要归结到“太阳照，冰山倾。黄纸收制府，片刻不暂停”。坏人倒了，功劳都是皇帝的，它的光辉无所不照! 在野的诗人赵执信也曾写过这个题材，噶礼倒台时虽然也是“比来神吏云中落，眼见长蛟被收缚。雪牙血吻人不逢，始得悲愁化为乐”，但在诗的最后留下的不是光明的尾巴：“老翁老翁莫浪语，世事朝晴暮还雨。停歌罢哭无纷纭，看取两家新使君。”①虽然以往的“使君”是善恶各有报了，但以后“使君”怎么样呢?这不是写给皇帝看的作品，自然就多了一份自由和思考。
沈德潜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对于民间的生活有所了解，写来也很生动。如《晓经平江路》描写灾民流亡，其组诗《百一诗》涉及当时许多政治问题，如吏治、苏州松江一带粮赋过重、天灾时期的平价粮、沿海盐业政策、犯罪连坐问题等等。这些多是有感而作，诗中多有诗人自己的抒情形象。如《晓经平江路》中“此意竟谁陈，气结不能言”所表达的上告无门的悲愤，《百一诗》中“斯意当语谁?令我忧心病”所流露的不能去怀的苦痛，《论苏松丁粮》中“阊阖一何高，排云听谁叫”所作的呼吁，都是感情饱满的政治诗句。而写给皇帝看的“政治诗”，在“政治”上多了一些安全系数，但在“诗”的成分上就少了许多。如《救饥行为家椒园侍御作》中写道：“方今圣人爱苍赤，普天捐复俾安宅。海疆一角偏受灾，日仄九重抱饥溺。”
注释
① 胡寄光《中国文祸史》第1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① 皆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② 《清实录·高宗实录》,转引自《中国禁书大观》第1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① 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龚自珍全集》第1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① 赵执信《两使君》,《饴山诗集·金鹅馆集》,光绪十一年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