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异邦”新声促进了文学功能的自觉

1.千年未有之奇变

历朝历代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多没有超出汉语文化圈，清代就不同了。它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奇变，其原因就是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外部世界，现在带有海盗色彩的洋商来到了家门口，甚至争先恐后地要登堂入室。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后是英吉利、法兰西等。面对这种新情况，当清朝统治者还有力量，自信可以把这些异类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时候，他们坚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西洋人打交道，禁止基督教传教，限制经济交流;当国门被洋人以坚船利炮撞击开的时候，清统治者惊慌失措，不能适应新情况，处置不利，对外战争一次次失利。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封建、落后、封闭的中国一步步地殖民地化。宗法制度日益瓦解，传统的社会形态逐渐崩溃，中国也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历史学家们最爱批评清统治者的“卖国罪行”，其实他们更大的罪过是误国。他们没有丝毫近代的政治知识和外交知识，而且以最高文明自居，坚决不肯学习(后来想学为时已晚)，愚蠢与不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卖国”。

现在被许多清史学家所艳称的“康雍乾盛世”，恰恰就是欧美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近代史上的重大变革(例如英国“光荣的革命”的发生、“政党内阁”的出现、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等)，几乎都发生在“康雍乾”这一百三四十年中。

清中叶以后，清廷衰落，列强入侵，国家民族的危机使得统治者控制力减弱。他们忙于应付重大的政治变故，对文化的管制相对失控，很难对文学进行全面控制，特别对那些流亡海外的革命派或维新派人士更是鞭长莫及。因此，这时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进步人士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局面。

民族危机促使文人士大夫进一步觉醒，更加努力地寻求解救国家危难之道。19世纪80年代以后，进步文士大多意识到中国的落后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的落后，而不仅仅是在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上与欧美有差距。

传统文学观念除了“兴观群怨”、“传道授业”以外就是“吟风月、弄花草”、“模山范水”，于是寻求救国真理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上也勇敢地破除传统观念，输入新观念。这些传统观念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看来，虽然包含着一定“有用”的因素，如“兴观群怨”中所蕴涵的教化功能和那些“传道”、“授业”之中对封建专制统治所起的支撑功能，但是它们都是对统治者有用，于民于国无丝毫益处。这些都在先进士人们扫荡之列。当时王韬、梁启超、章太炎在海内外办报纸、写小册子，大声疾呼，呼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目的就是要“新民”、要救国。因此当时人们倡导的“新文章(包括白话体的文章)”、“新诗歌”、“新小说”，一开始就与当时的进步政治结合起来。虽然这些被清统治者、守旧人士视为“洪水猛兽”，但是由于其来势之猛，统治者想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到了清朝末年，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它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可以说这个时期文学是自觉为政治服务的时期。而此时改良派注意社会变革时期的民众思想的启蒙问题(革命派反而不太关注用革命的思想意识影响民众)，把培养民众新的思想意识作为他们社会改良的一部分。梁启超要将文学作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为其改良维新政治目的服务。革命派虽然一头扎在革命里，视诗文为小道，不太重视文学，但是他们的作品政治性更强。

在小说方面，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受到日本流行的“政治小说”的影响，重视小说，提高小说的地位。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度评价通俗小说在民众中的作用，甚至认为过去的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认为民间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兔之思想”都来自通俗小说。因此，他认为要“新民”，要改造国民性，要启蒙，必须从改造小说起。他呼吁进步的文人要创作能够体现“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的“新小说”。这是建设“新中国”的关键。

2.作为政治理念传声筒的“政治小说”

梁启超在往日本去的船上曾读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他认为这就是在中国应该提倡的“政治小说”。于是，他不仅翻译这部日本小说，在维新派的机关报《清议报》上连载，而且现身说法，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

《新中国未来记》以倒叙手法写2062(应为1962)年新中国维新50年后的情景，经过了政治变革和经济建设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作者把维新之后中国的美景展示给读者看，目的就是指出维新改革才是中国的出路。小说中多议论，有辩论也有演讲。这些议论虽非小说正体，但是由于其中充满了激情，所议论的又是当时读者所关注的问题，因此还是有感染力的。作者公开表明他是想通过小说“发表政见，商榷国计”，所以在小说中大量引入“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这种直接的政治宣传成为当时许多爱国志士写作小说时所采取的手段。

1902年至1905年之间，出现了多种只是政治宣传号筒的“小说”。如陈天华的《狮子吼》、颐琐的《黄绣球》等。这些小说都有极强的现实性、时事性，甚至许多人物形象的设置(特别是正面人物)都有影射。这样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虽然现在看来有些狭隘，实际上它确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所强调的功用性与欧美新传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简单结合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它主导着20世纪文艺理论。强调写作“政治小说”的作品虽不是很成功，但是在这种理论推动下出现的小说创作热潮，却是历史上哪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据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即道光二十年(1840)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一阶段共出版白话通俗小说133部，每年平均2部多一点。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11)，在清代最后10年中，出版了528部白话通俗小说，每年50部多一些。如果说前60年中所创作小说除了江南文士写的一些酸味十足的“才子佳人”小说外，大多还是江湖艺人写的侠义小说，最后10年里则出现了大量新主题、新体裁的通俗小说，其作者则是进步知识分子(维新派、革命派都有)。虽然他们创作的小说在艺术上不太成功，但在政治上倒是有某种程度的成功。作者宣讲的一些政治理念，例如清朝不应再存在下去的理念还是大大深入人心的，所以辛亥革命才那么轻易地获得了成功。

那时在国内真正有大影响的是谴责小说，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这些作品好像没有宣传什么，作者们仿佛只是在津津乐道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实际上，这些作者仿佛为政治小说的作者提供了政治宣传的实例。这些作品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说的是在消解着进步人士的政治宣传，而是与进步人士互相配合，把清末政治定位在黑暗腐败、万劫不复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