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文献·清代说唱文学文献·清代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与收藏

清代藏书家都不收藏当代流行的唱本。但在咸丰后，北京的一个蒙古王府——“车王府”却大规模地抄藏了当时流行的戏曲和说唱文学作品。这个“车王”，研究者有三种说法，一说为蒙古那彦图亲王，一说为蒙古王公车林巴布，关德栋认为是蒙古喀尔喀赛音诺彦部的车布登扎布(蒙古超勇襄亲王策棱之次子)。这批曲本抄藏的背景和性质，关德栋认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我国曲艺、戏曲艺术的发展，正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蓬勃而起的俗文学艺术愈益群众化，极为丰富多彩，而演艺之事已逐渐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有较大位置。”“‘赐居京师’的蒙古王公，或蓄有家班家乐，或不时雇用民间职业戏班小唱……为了便于欣赏理解演出曲目、剧目的内容，遂力所能及搜求、购置、抄写一些可资阅读或可供家乐借鉴的曲本。这一大宗蒙古车王府庋藏的珍贵抄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这批曲本的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梨园旧抄本，戏班台本或艺人嘌唱的底本、秘本过录;一是从当时售卖、租赁戏曲唱本的书肆或长设摊点抄买。”^②1925年，马隅卿(廉)、沈尹默发现并为当时的北京孔德学校购藏了这批曲本的第一批，此后又购藏了第二批。第一批曲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批曲本现藏北京首都图书馆，另外，也有少量散落在其他地方。后来有些单位也据上述原本过录收藏。今人已为它们编了详目，其中的曲艺(说唱文学)部分共1017种，包括说唱鼓词、子弟书、大鼓书、快书、牌子曲、岔曲、莲花落、时调小曲等类^①。

另一次大规模地搜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半农(复)在主持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时，在北京开始集藏的俗文学资料。这批资料的地域，除北京外，还包括河北、江苏、广东、四川、福建、山东、河南、云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甘肃等地;除了清代的作品外，也有民国年间的作品。1937年抗战开始后，这批资料运到四川;1949年后又转运到台湾，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1973年，由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主持，历时三年，为之整理、编目，并补充台湾地区的部分资料。其中与说唱文学有关的资料有：“说唱”，包括弹词(有福州平话、木鱼书)、鼓词(有说唱鼓书、子弟书、大鼓书、快书、石派书等)、宝卷三类，共2304种;“杂曲”，包括济南调、利津调、牌子曲、群曲、岔曲、俞调、客家调、盘香词、弹黄调、八角鼓、南词、老八板等89类，4078种;“杂耍”，包括莲花落、鲜花调、数来宝、道情等20类，共194种;“徒歌”，包括儿歌、喜歌、秧歌、“山歌”、军歌等7类，共341种^②。

二三十年代后，一批研究俗文学的学者也大量搜集清代说唱文学资料，如已故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杜颖陶、阿英、谭正璧、赵景深、胡士莹、吴晓铃等，尚在世的周绍良、李世瑜等。已故学者的藏书，多已捐赠或售于各有关图书馆收藏。

在中国大陆各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和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文联等)都收藏有丰富的说唱文学文本，它们绝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后集藏的。

民间抄传和保存的各类唱本，更不计其数。如1983年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曾征集该省“民间叙事长诗、唱本”，短期内便征集到五百多部。该会编印的《湖北省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提要》第一集(内部资料，1986.3)著录141种，据其介绍，大都是民间抄传的唱本。

注释

② 《石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序》,载刘烈茂等编《车王府曲本研究》第481、4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仇江、张小莹编《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载《车王府曲本研究》。② 参见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载《说俗文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