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代英 【本书体例】

江都某令，以公事将往苏州。临行，往甘泉李公处作别，面托云：“如本县有尸伤相验事，望代为办理。”李唯唯。已而闻其三鼓后，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报相尸者。商家汪姓，两奴角口，一奴自缢。汪有富名，某以为奇货，命停尸于大厅，故不往验，待其臭秽。讲贯三千两，始行往验。验时，又语侵主人，以为喝令，重诈银四千两，方肯结案。李公见而尤之，以为太过。某曰：“我非得已，我欲为小儿捐一知县故耳。现在汪银七千两，已差人送入京师，我并不存家中。”未几，其子果选甘肃某县，升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为冒赈事发觉，斩立决。孙二人，尽行充发，家产籍没入官。某惊愕，疽(jǖ居)发背死。

(选自《新齐谐》卷二十一)

江都县令某，因公事准备去苏州。临行前，到相邻的甘泉知县李公那里告别，当面委托说：“如果本县有尸伤察验的事，希望你代为办理。”李点头答应。之后听说三更鼓后，某县令又搬行李回了衙门。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去打听后，这才知道有报告察验尸体的人。有个姓汪的商人家，两个奴仆吵架，其中一个家奴上吊自杀了。汪姓商人素有富裕的名声，某县令认为这是一笔不寻常的钱财，命令把尸体停放在大厅，故意不去察验，等待尸体发臭污秽。待讲价到银三千两时，才前去查验。验尸时，某县令故意出言损伤汪姓商人，又以商人顶撞了县令为由，又敲诈银四千两，才肯了结此案。李公见到某县令后责备他，认为这太过分了。某县令对他说：“我也是不得已，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给小儿捐一个知县的官。现在汪的银子七千两，已经派人送入京城，我并没有存放家中。”没过多久，他的儿子果然选授甘肃某县，后升任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贪污救灾钱物的事被发觉，判处立即斩首。某县令的孙子二人，全被发配充军，家产没收入官府。某县令因惊吓，脊背生毒疮而死。

吏治腐败导致官吏贪赃枉法，是封建社会的通病。《江都某令》以平实的写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贪官污吏勒索民财、卖官鬻爵的画面。作品的价值主要在其认识作用上：它不仅为我们描绘了某一县令贪欲横流的丑行，而且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的捐纳制度。

捐纳，是中国封建政府以授予官职取得捐款的办法。此法始于秦汉。《辞海》“捐纳”条目介绍，秦始皇因飞蝗成灾，下诏凡百姓缴千石者拜爵一级。汉文帝接受晁错重农贵粟的建议，下诏准许人民缴粟赎罪或给予爵位。以后历代封建政府常因筹饷、赈灾、备边或兴办工程等事，用捐纳作为取得经费的手段。捐款人在捐资、捐粟后，即可得到官位或褒奖。据史书记载，清初屡办临时性捐纳以筹措饷银。乾隆时，也就是在本文的时代背景里，清政府广开捐例，举办经常性的捐纳，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按价购买。到清末，各省捐纳人员已多得无法安插。捐纳盛行，官职变为商品，其直接的恶果，一是产生了大量的昏愦腐败的官吏；二是导致贪污现象的泛滥。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一书记述的乾隆后期六大案件之一的甘肃“捐监冒赈”案(以举人捐纳知县、后升任甘肃布政使的王亶望，伙同全省各府州县百余名官员，在批准捐监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以五十五两银捐一监生的额定，共收取约十八万商民交纳的监粮折色成银上千万两，然后每年用因灾赈济的名义，将此银冒销)，就是一桩大规模的利用捐纳制度，集体营私舞弊，榨取民财，侵吞帑银的突出事例，此案中，全省大小官员“上下一气”，“侵财殃民，肆无忌惮”，“无不染指有罪”，这就充分暴露了捐纳制度的弊端。《江都某令》就是对这种弊端的形象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作品写江都某令贪婪成性以极卑劣的手段诈人钱财，其目的是“非得已”“欲为小儿捐一知县”。“非得已”三字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此县令之子，乃是个无法靠科举、荫蒙之路步入仕途的无学无才、甚至无德无行之徒。小说最后写他在乾隆四十七年贪污救灾钱物，便是明证。有钱便能买官，官吏焉能清廉?如此“子承父业”“上行下效”，吏治焉得不腐败?人民焉得不痛恨?作品结尾处写县令之子被处“斩立决”，县令“惊愕，疽发背死”就寄托了人民要求严惩贪官污吏的愿望，作者强烈的憎恶和批判精神也寓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