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军事高参

入学考试时名列榜首、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高材生郭化若不仅是开国中将，战功赫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当面拒绝给蒋介石当秘书，而在战争年代几度为毛泽东做军事高参，深受毛泽东信赖与欣赏。

郭化若曾写过《孙子兵法之新研究》。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住所对郭化若说，“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许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我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和郭沫若先生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在我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应该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上的地位相当。”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福州人。1904年8月10日，他出生在化民营一个破落书香之家。1920年，郭化若小学毕业，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但该校学费昂贵，只好放弃，改到免费的农林学校。先读预科，后转入本科。但两年后，他连免费的农林学校也读不成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郭化若只得去做工。1923年冬，经人介绍，郭化若到桂军警备司令部当上了书记员。

1925年10月，郭化若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名列榜首，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不久随团东征惠州。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参加周恩来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二年考入炮兵科，屡受表彰。一次蒋介石到炮兵科检查学员的作业。当他翻到第三本时，说：“怎么把字帖混在一起呢？”负责的教官大笑：“这是学员郭化若的作业本，不是字帖。”蒋介石连声赞叹：“化若的字写得太好了！明天叫他来见我。”蒋介石要郭化若来当他的秘书。郭化若在蒋介石面前，慷慨激昂：“学生不喜欢当秘书。校长说过，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蒋介石只好作罢。

1926年，在炮兵科毕业后，郭化若任炮兵第二队代理队长，在党内，他任炮兵科支部书记兼炮、工两科党团书记，第二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炮兵大队第二队队长，不久分校缩编为教导团，他任教导团炮兵连连长。八一南昌起义炮声一响，郭化若急着赶到南昌参加起义。8月6日他们一行7人到九江，获知起义部队已撤离武昌，到上海才找到党组织。组织安排郭化若他们南下，在广东梅县找到起义部队，参加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10月，党组织派他护送一批同志到上海。到上海后，被党中央送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深造。

郭化若在苏联期间，正是王明搞宗派活动最严重的时期。王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对不同观点的人打击和排挤。郭化若想：与其在苏联受打击，不如回国干革命。他找刘伯承、叶剑英等汇报思想。刘伯承说：“回国跟朱德、毛泽东干革命也好。”于是郭化若不上课，关禁闭7天后被“驱逐”回国。1929年初春，他到上海向党中央请求到江西参加红四军，得到批准，他乔装成商人到南昌。但红四军已转移到闽西，他又徒步赶到龙岩，接待他的是红四军军长朱德。朱德分配他到二纵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二纵，他率领第四支队，攻入漳平县城，全歼守敌，扭转了二支队两次攻打漳平受挫的局面。朱德很高兴，签署命令，将郭化若提拔为二纵参谋长。

这时毛泽东受党内排挤而辞职，正在福建蛟洋养病。郭化若认为，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请求朱德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信是郭化若写的。毛泽东看了信，很受感动，又得到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的《给红军第四军的指示信》，于11月26日回红四军，恢复前委书记的职务。朱德向毛泽东汇报了郭化若写信的事。毛泽东觉得人才难得，说：“我要见见他！”

此次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毛泽东说：“你说的问题很好，能否写成材料？”郭说：“试试！”他回去写了三天三夜，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当前部队的错误思想及解决办法”。此材料同毛泽东正在整理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观点一样。毛泽东很高兴。他对朱德说：“红四军很需要这样高参。我提议化若当参谋处处长。”于是郭化若出任红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

1930年5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三军、红二十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郭化若为参谋处处长。翌年5月，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病重，郭化若接任参谋长，兼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秘书长。中央红军到延安后，毛泽东请郭化若任红军庆阳步兵学校校长，不久又命令郭化若担任他的军事教育顾问，协助他从事军事理论研究。

1931年3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在起草第二次反“围剿”通令时，提出了游击战的十项法则，即“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这样就使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更加具体化。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十六字诀”要灵活运用，“这个战术本身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如果进攻之敌并非优势，并且情况已经明了，我军已有准备，则无先退后打之必要，自可代之以‘敌进我打’。驻止之敌也是一样，如果并非优势，情况已明，我军又已准备好，再加敌方尚无坚固工事与严密警戒，自然也应该打他，而不仅限于扰乱他。”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同时成立，郭化若担任训练处处长。其后，他又历任红军教导师参谋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训练处处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教育长，主要从事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7月，郭化若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部队军事教育的一点意见》，指出应重视军事教材的编写和军事教员的选拔。毛泽东阅后回信，表示以后“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

两个月后，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郭化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同班同学有黄华、陈少敏、罗炳辉、赖传珠等。郭化若既是学员，又当教员：他和罗炳辉两人讲授“游击战争”课程。郭化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教学活动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高参的确不简单”。

年底，郭化若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习，就先后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军委一局）局长兼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等职，负责编辑《抗日战争丛书》，重新成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毛泽东专门致信郭化若：“你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接受任务后，郭化若跑遍了延安各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最后《抗日战争丛书》和一系列文章顺利出版，《抗日战争丛书》中收录有郭化若和毛泽东等合着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文。

在担任军委一局局长期间，郭化若还牵头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现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前身）。同时还专心致志地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拟出《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的提纲，重点论证两个问题：一是游击战争是否有战略问题；二是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有哪些战略问题。论证结果深受毛泽东好评，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吸收了郭的部分观点。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余人。毛泽东特派郭化若主授“战略学”课程，并对希望他主授“战略学”课的训练班负责人说：“你们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亚于我。所谓‘不亚’，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过我！”

郭化若是我军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是现代中国威望最高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1939年底，郭化若写出了4万多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让他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专门讲演，后又全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郭化若出版了着作《新编今译孙子兵法》，毛泽东知道后欣喜地说：“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郭化若以自己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着述的深入思考为主线，作了题为“军事辩证法”的报告。1941年春，《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该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泽东阅后大喜，指出：“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编辑出版。郭化若的这部论着，是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诞生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着。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离开了军委一局，又回到了军事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军队院校的教学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历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延安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教育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化若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自此又横枪驰马，拼杀战场。1947年他调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用“急进奔袭”、“包围迂回”、“猛打猛追”的战术，仅1个月，解放10余座县城，俘敌1000多人。

1948年8月，郭化若调任华野四纵政委兼党委书记。四纵司令员陶勇乐不可支：“有主席高参坐镇，我陶勇真的是既无忧更无畏了！”郭化若到职不久，着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陶勇、郭化若率领四纵围歼黄百韬兵团，干净利落地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中，陶勇、郭化若统一指挥六纵、一纵、十二纵组成东路阻击集团，配合友邻部队坚决阻击徐州南援之敌，随后又协同各兄弟部队合围杜聿明集团，获得了巨大成果。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俘虏了杜聿明本人。当这个黄埔一期的学长被押送到他的师弟——黄埔四期的郭化若面前时，开始还摆出一副骄横高傲、不肯认输的姿态。在听说此人就是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后，杜聿明才露出惭愧之色。

1949年9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郭化若为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后该部队改编为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郭化若仍然为司令员。1955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1973年调任中国军事学院副院长，1982年退下岗位后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1995年11月在京病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