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风亮节严教子女

毛泽东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巨人，而且还善于“齐家”，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人、影响着他身后的几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忧虑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他从自身做起，从自家的娃娃抓起。

1946年春天，毛岸英大学毕业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一天下午他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由于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和学习，回来后在接人待物方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话时，岸英喜欢用欧洲式的说话语气并加些手势动作，这让毛泽东感觉不舒服。毛泽东就告诉岸英：“延安不是苏联，在这里就得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舞足蹈。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可称同志、哥哥，不能随随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泽东接着对岸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这个大学国外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在这个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我已请好了一位老师，他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学习吧。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临行前，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劳动的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毛岸英背上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劳动大学——吴家枣园。

到了农村这所大学，毛岸英虚心请教老农，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有对这位谦虚的学生也特别喜爱，教得十分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各种农活。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一想到父亲的谆谆教导，仿佛浑身又来了劲，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生活。金秋时节，毛岸英背上自己生产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告别了尊敬的老师和建立起深厚情谊的众乡亲，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到儿子后，真有点不认识了。曾经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后生，在风吹日晒中，脸变成了黑红色，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手上布满了一层厚茧。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实践锻炼后，毛岸英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做秘书和翻译工作，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和期望，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普通劳动者。

对毛岸英的婚姻，毛泽东也是从严要求，告诫他“不能光图人漂亮”。1947年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抗大”有个从北平来的姑娘，姓傅，长得很漂亮。见到傅小姐美丽出众，岸英又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江青立刻动念头把毛岸英和傅小姐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傅小姐走后，江青问岸英对傅小姐的印象怎么样？毛岸英红了脸，说要先问问他爸爸的意见；江青又大包大揽地去找了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说：“见一面就定终身，太轻率了。”又把岸英叫去，批评他“不能光图人漂亮”，还得从人的理想、品德、性格各方面加强了解，告诫岸英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事情的结果也正如毛泽东所料，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途未卜的毛泽东一家人，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江青后来说，通过这件事，承认毛泽东说得对：“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两人都被分配到农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触使两人产生了感情。在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帮助下，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后来岸英提出结婚要求，毛泽东就不同意，因为解放区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才能结婚，岸英虽已26岁，但刘思齐还差几个月不到18岁。岸英有点不服气地辩解说：“岁数不到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则严厉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直到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才在北京为他俩举办了婚礼。婚礼也很简单，毛泽东亲自请了几位革命老人吃了一顿饭。婚礼结束后，毛泽东把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黑色大衣送给了他们，并风趣地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出兵朝鲜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江青和一些老同志力劝毛泽东不要让岸英到朝鲜，但毛泽东毅然坚持，并严肃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毅然决然地把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李敏随父亲去十三陵水库视察，李敏对那里的龟驮石碑很感兴趣，便拉着毛泽东停了下来。毛泽东问李敏：“你说说为什么王八要驮石碑呢？”李敏当然不懂，毛泽东就用浓重的湘音再加上小曲调唱道：“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了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兑了凉水。”毛泽东然后告诉李敏，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罐葫，这是个民间戏说。李敏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诚信，取信于民，否则就得落个王八驮石碑的下场。

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清淡的菜，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学校离家远，卫士们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先将车子停到僻静处，然后进校找人，出了学校悄悄坐车回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卫士们。卫士们争辩：“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便厉声说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管卫士们如何争辩，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1959年的一次周末，卫士长用车接了在北大学习的李讷一次，让毛泽东发现后批评了卫士长。后来卫士长知道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送吃的，就给李讷送了一次饼干，这也让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说：“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并拍着桌子说：“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那时期，粮食供应紧张，李讷周末回家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先把肚子填饱，有一次，毛泽东看女儿没有吃饱，便把自己的一份也给了女儿，他自己选择了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