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560)，古代雅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

梭伦出身于贵族家庭。由于他的父亲埃克塞凯斯提德斯乐善好施，梭伦年青的时候，家庭经济已不宽裕。他一面经商，一面游历，曾到过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地方，漫游各地的名胜古迹，考察各地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结交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泰勒斯等人。梭伦与泰勒斯等人一起，获得了古希腊“七贤”的美名。梭伦的游历经商生涯，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扬弃了贵族派的骄矜，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下层平民的疾苦也有所了解。这对他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是大有裨益的。

在旅途中，梭伦吟诵了许多诗篇。这些诗篇虽然大都是为了排遣旅途的愁闷而作，但也流露出了作者的品德与情操：“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这些诗句表明，诗人虽然以经商为业，但不失诗人的气质，珍视道德远胜于财富。在另外一些诗篇中，对贵族的贪婪、专横，也有所谴责。这些诗篇，使梭伦日后赢得了“雅典第一个诗人”的桂冠。

但是，梭伦崭露头角，倒不是因为他的诗才，而是因为他的军功。当时的雅典正在与邻近的城邦墨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萨拉米斯岛濒临雅典西海岸，是雅典的门户。梭伦曾从文献资料、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考证萨拉米斯岛本应属雅典所有。但萨拉米斯岛却在墨加拉的控制之下，雅典几次派兵进攻，都以失利而告终。在雅典人中蔓延着一股厌战的情绪，因此制定了一条法律：任何人都不得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处死。梭伦对这种屈辱的懦弱行为深表不满。他想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既能规避不公正的法律，又能煽起雅典人的热情。他经常佯作疯癫，到市场上去，对着人群朗诵他的诗篇，在一首诗中他号召：“起来，到萨拉米斯去，夺取那美丽的岛屿，洗雪我们的耻辱。”这激越的诗篇重新燃起了雅典人的爱国热忱和民族尊严。在广大公民的支持下，那条丧权辱国的法律被取消了。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公元前600年左右，年仅30岁的梭伦，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是用强攻而是用智取，一举占领了萨拉米斯岛。

萨拉米斯战争的胜利，使梭伦的声望大增。在平民的心目中，梭伦不仅是一位英雄、将才，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反对贵族、同情人民的革新人物。公元前594年，梭伦在平民群众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得以实现其改革弊政的宿愿。

梭伦生活的时代是社会激烈变动的时代。当时雅典奴隶制国家已经建立，但还保留着许多氏族制度的残余，是一个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氏族贵族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他们的财富来自土地，地位来自出身，权力来自氏族。他们占有全国最肥沃的土地，一部分利用奴隶耕种，一部分出租给贫民。租种贵族土地的贫民称为六一农①，因为他们被迫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贵族，自己仅留六分之一。贫民还经常陷入高利贷的罗网之中，还不起债就沦为奴隶，许多人被戴上镣铐，卖到国外，许多人为贫穷所迫，漂落异乡。在政治上，贵族依仗在氏族部落中的传统势力，身居要津，控制了各级政府机关，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广大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梭伦在诗中描绘的：“灾祸降临到了每个家庭，院门无法把它阻挡，越过高高的围墙，在房间的一角翩翔。”在一首哀歌中，梭伦又写道：“我注目凝视，而悲哀充溢于吾心，这伊奥尼亚最古老的地方竟至陷于绝境。”广大平民不堪忍受这种处于绝境的悲惨地位，正在酝酿武装起义。正是在阶级关系极度紧张的形势下，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按照惯例，又成为战神山议事会①的成员。

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梭伦改革的详情，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关于梭伦改革的时间也有不同看法。说及这次改革的历史意义，解释也不尽相同。不过，对于他的几项主要改革的基本内容，各家的说法分歧不大。我们认为，梭伦的改革无疑是促进历史发展的重大措施，它的基本点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的统治，废除了雅典公民内部的债务奴役，促进了作为城邦经济基础的、自身从事劳动的农民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个人私有财产的发展，促进了与异邦人和奴隶相对立的雅典公民集体的形成，为雅典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主政体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梭伦颁布了“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和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的公私债务一律废除，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由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的人。梭伦在诗中自豪地写道，他拔掉了竖立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使许多被出卖的人们到神所建立的雅典①。为了防止土地的过分集中，梭伦颁布法律，规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这些措施打击了贵族的力量，使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使小农的经济地位趋于稳定。

梭伦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农产品供应居民需要，他规定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以外，禁止任何农产品出口。这个措施不仅降低了粮价，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还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粮价的降低，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工商业奴隶主赢利的增加。他制定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他还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并且授予他们公民权。他对雅典的币制进行了改革，以优卑亚制代替了埃基那制。新的较轻一些的铸币的流行，促进了雅典货币交换的发展，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梭伦还确认了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规定个人有立遗嘱自由遗赠财产的权利。

梭伦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例如颁布有关种植林木、开凿水井的法令。这些措施促进了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栽培，从而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来源。

梭伦实行了按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并规定相应的政治权利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把全体公民按照全年农产品的总收入(其它收入折合农产品计算)数量划分为四个等级。 每年田产收入总计(包括谷物、油、酒)达500斗①者为第一等级，称为“五百斗者”。第二等级是收入达300斗者，称为“骑士”。第三等级是收入达200斗者，称为“牛轭级”。第四等级是收入在200斗以下者，称为“日佣”。第一、二两个等级的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军队的组成以氏族和财产原则为基础，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充当骑兵，第三等级的公民充当重装步兵，第四等级的公民当轻装步兵。所有军队按氏族的划分进行征集。这个制度虽然没有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是它使选任国家公职的资格从“门第和财富”的双重资格，变成了单一的财产资格。这就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恩格斯在评价这种改革的意义时指出：“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②

在梭伦改革前，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通过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在改革中，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公民都有权参加，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进行选举。梭伦还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准备和预审公民大会的提案，因此代替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部分职能。此外，还设立了陪审法庭，凡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了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这些措施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梭伦改革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制订新的法律。在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蔬菜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对这种严刑峻法进行了改革，除杀人犯外，废除了其他罪犯的死刑。新的法律还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为了自己或受害者的利益，对任何人提出控告。外邦移民的契约，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具有同样的效力。对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剥夺选举权。此外还制订了禁止买卖婚姻，保障妇女孤儿的利益，禁止婚丧节庆仪式中挥霍无度，惩罚没有职业的人等法律。这些法律条文都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以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竖立在市场附近的国事厅里，公布于众。

但是，梭伦的贵族出身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使他不可能完全站在广大下层平民一边，满足平民特别是农民的要求。梭伦改革在摧毁贵族势力与氏族制度的残余方面还不是很彻底的，他制定的按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的制度，也只是以富豪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广大下层公民仍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在氏族贵族和广大农民都对他表示不满的情况下，梭伦借口到国外考察，就乘船出国旅行去了。

梭伦离开祖国之后，在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等地漫游达10年之久。小亚细亚一个名叫克洛伊索斯的国王曾慕名邀请梭伦前去访问。这次会晤传下了一段佳话，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对此都有记载。这位国王穿着华贵的服装，佩着宝石、金饰接见梭伦，并打开自己的宝库，炫耀自己的荣华富贵，梭伦却对此投以鄙夷的目光。国王问他，世界上是否还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梭伦回答说，有，那就是雅典的特洛斯，他为祖国献身疆场，倍受哀荣。国王又问他，此外还有谁是最幸福的呢?国王以为这回该轮到自己了。但梭伦却回答道，那是阿尔哥斯的克列奥比斯和比顿兄弟，因为他们都在运动会上得过奖，又都孝顺母亲，得到了巨大的光荣。接着，梭伦详细讲述了关于幸福的哲理，告诫国王不要因暂时的好境而妄自骄矜，要把一生看到最后，只有把幸福保持到最终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国王听了这席话，脸有愠色。人们劝梭伦说些奉承的话。梭伦回答道：“不，决不!应该尽量少说，或者尽可能说有益的话。”这位昏瞆的国王后来果真成了波斯国王的阶下囚，在受刑前才想起梭伦的箴言。这则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梭伦的品格和情操。

梭伦结束游历生活回到祖国的时候，雅典正发生激烈的内部斗争。据说他对庇西特拉图想当僭主早有觉察，对他进行过规劝和斗争。

梭伦晚年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他在埃及时听到过关于已沉沦的大西洲的故事，他想用诗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他也曾想写些寓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愈老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梭伦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些计划之中的著作。公元前560年左右，这位对雅典的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这位古代民主政治的奠基者溘然长逝了。他的遗体被焚化，骨灰撒在他曾为之战斗过的萨拉米斯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