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到1989年，我在山东大学度过了整整四年大学时光。八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青春岁月、校园生活及那个不可复制的年代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记忆。
来到山大
离发车时间还有十五分钟，十分钟，五分钟……站台上，父亲的眼圈微微发红。他把头扭向别的方向，不再通过车窗看我。
我似乎很平静，对于大学生活的向往，胜过离家的惜别之情。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五分钟，三分钟，两分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泪水夺眶而出。毕竟是第一次远离故土，远离亲人。以为自己早已是铁石心肠，却还不是。
列车缓缓启动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大树，被慢慢地连根拔起。
父亲的身影渐渐远去，远去的还有生活了十八年的故乡，以及十八岁前所有懵懵懂懂的日子。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
我凝视着窗外生机勃勃的土地，心胸变得开阔起来。济南就在黄河边上，我期待着能尽快看到那条被称作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神秘河流。在书本上读到过无数次，在脑海里描画过无数次，黄河在我的心目中无比伟大无比崇高。特别是在读过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之后，我对这条河更加向往。
列车播音员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在接近黄河时，不失时机地介绍起黄河的情况：她的历史，她的现在，她的一切……
“旅客同志们，列车已经驶上了黄河大桥……看，这就是黄河！”倏然间，黄河流到了我的眼前。
与想象中波涛汹涌的黄河完全不同，她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只有那凝重的黄色，似乎十分熟悉。
我看了一下手表，记下了这个时刻：1985年9月5日17时21分。
走下火车，在站台上寻找山东大学接待站，没有。一种焦虑突然袭来：要是没人接，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找啊？环顾四周许久，茫然地随人流进入一段地下通道。通道里一条“欢迎你到济南来”的横幅，让人顿生亲切，也让我放松下来。出了验票口，看见站前广场上各个高校接新生的花花绿绿的招牌，我才长舒一口气。
接新生的大巴车七拐八拐，终于驶入了山大的校门。中文系接待站，几位高年级同学帮我办理了各种入学手续。一位来自江苏的中文系84级同学热情地帮我提东西，并找到宿舍：10号楼628室。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位中文84的来自北京通县的同乡。
老乡见老乡，虽然没有两眼泪汪汪，倒也分外亲热。老乡得知我还没吃饭，便领我到宿舍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为我买了一盘水饺。饭后，又陪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边走边给我介绍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的不同。
在628，我很快认识了几位此后朝夕相处四年的兄弟：行事老道、颇有兄长风范的老宋，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诗人怀涛，憨厚朴实、做事认真的广朋，操一口难懂的粤语普通话、广交朋友却始终睡我上铺的老莫……
按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的说法，“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友好宿舍
大凡学生宿舍，都有大排行的习惯。如果是八个人，就从老大排到老八，这样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似的，透着亲切。偏偏628宿舍没有一个这样的排行，而只有和女生202宿舍“联姻”的一个大排行，从大哥一直到十六妹。当然，202就是我们的“友好宿舍”。
这个友好宿舍是怎么结成的？似乎要从上大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说起。
班级的中秋晚会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办的。真正到了中秋那天，大家早已作鸟兽散，近处的回家，回不了家的去找老乡，明月当头时，宿舍里只剩下了我和刚同学两个人。刚同学提议说，女生203宿舍只剩下三个人了，要不我们过去坐坐，表示一下团支部和班委会对她们的慰问？我本来是见到女生就不会说话的，对这种事向来发怵，但一说是代表组织去的，问题严重了，便没有反对。谁让他是支部委员，而我又担着一个班委的虚名呢，这种时候关心一下群众名正言顺，也是应该的。
203美女众多——这在全班男生中是公认的，自然吸引力大。我们在203坐了不大一会儿，由班长建民带队，呼啦啦杀进五六个男生，都是同一宿舍的。他们有备而来，带着苹果、花生、瓜子等女生爱吃的东西，还真有点慰问的意思。而我和刚两手空空，光耍嘴皮子，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赶紧退出来。刚同学说，听说他们和203结成“友好宿舍”了。
我心里一算，本班一共五个男生宿舍，而女生宿舍只有三个，如果都这样结对子，僧多尼少，不够啊。
马上回去，又不甘心，刚提议干脆再到202看看。
敲开202的门，只有两位同学在，一位是我的北京老乡煦同学，一位是家在山东的航同学。航为了陪煦，居然没有回家过节。
煦是典型的北京女孩，开朗、健谈、幽默，讲到兴高采烈处，还要做一些模仿的表情，令人捧腹；航虽不那么能说，但是爱问；刚则能说会道，于是三人很热闹地聊起来了。我嘴上缺乏天赋，只好坐在那儿听。还是煦同学心细，为了避免我尴尬，不时地和我说两句。
次日，受本宿舍几位活跃分子之邀，十来位女生聚到了628宿舍，202的为主，201、203的也有。先是聊天，后是表演各种节目，很是热闹。当再聊天的时候，不知是谁挑的头，竟然谈起了爱情。可能是还没开放到那种程度，当着异性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大部分人还是不大好意思，所以说的人少，听的人多。感觉聚会有点变味，我便借机溜出，躲清静去了。
又一个周末的晚上，628全体出动，到女生202宿舍。聊天一直从六点半持续到十点半。这次分成了几个小圈子，分别聊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我和怀涛与彦敏、海昕在一个圈子，聊的是诗歌。
怀涛谈起诗来头头是道，诗人、作品、风格、流派无所不知。两个女生入神地听着、应和着，话不多，但都能说到点子上，听得出来，都是爱诗的人。怀涛无意中觅到两位知音，一番“威逼利誘”，两位半推半就，都从箱底翻出了自己的诗作。彦敏献出来的是一本用诗写成的日记，读之，时有佳句令人叫绝。怀涛与我都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从此对其刮目相看；而她，后来成为我们的“二姐”，也成了85级诗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此后，双方又各有互访。女生宿舍虽然不是禁地，但也不是随便来去的。一次，在202待到很晚了，见几位兄弟还腻在那里不走，我又觉得无聊，便借故出来。不想，到了一楼，已上锁了。看宿舍的老头在那斥责两个男生，旁边有两个女生在替他们说情。
“把你们的学生证拿出来！男生必须在十一点以前离开，看都什么时候了，像什么话，我告到你们系里去！”老头情绪颇为激动。“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定……我们来找老乡，您就放我们出去吧！”两个男生苦苦哀求。“他们是来找我们的，我们都是85级新生，求您了，放他们出去吧！”两位女生替他们求情。
再三苦求之下，老头总算心软了，打开了门。我赶紧跟着他們溜出来。可是，另几个兄弟就没这么幸运了，后来是从二楼跳下来窜回宿舍的。幸亏楼层低，要是再高一点，哪怕是三楼，跳楼而安然无恙，也不那么容易。
就这样一来二去，男生628与女生202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虽然没有正式的结交仪式，但无论在两个宿舍内部，还是在外界看来，我们似乎已是一对明媒正娶的友好宿舍；别人要插进来，难了。
友好的最高潮，出现在1986年元旦。大学里的新年永远是最热闹的。628倾巢出动前往202，一间狭小而温馨的女生宿舍被挤得满满当当。女孩子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每人献上一两样拿手菜；男生则打下手，干点择菜、洗菜之类的粗活，密切合作下，融合了川、鲁、京、粤各种风味的美味佳肴摆满了拼接而成的大桌子。
酒酣耳热之际，有人提议各报出生年月，十六人来个大排行。于是从大哥到十六妹的座次应运而生，在酒桌上，便吆五喝六、称兄道妹起来，很是亲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无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一般的情形是从陌生逐渐变得熟悉，但从熟悉慢慢变得陌生的情形，也很常见。628与202之间就是如此。
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大一就这么过来了。
到了大二，还保持着这种联系，只是次数少了。渐渐地，两边都有人脱离这个小圈子，开始独来独往；也有个别人找了圈子外的人，谈起了恋爱。那个年代，大学对学生恋爱秉持的是“不提倡、不鼓励、不支持”的“三不”政策，而我等一干傻小子的革命觉悟也高得很，立志“先立业、后成家”，把急于谈恋爱视作没出息；更不会“兔子吃窝边草”，打姐姐妹妹们的主意。
男女之间纯粹的友谊，要发展下去实在是有很大的难度。而在这个圈子里的个别异性之间，或许曾有某种朦胧的情愫与期待，但最终，没有产生一对恋人。
大三，几乎不再有密切的来往，与昔日姐姐妹妹的关系，仅限于见面打个招呼而已。到了大四，有时候见了面干脆就装作没看见，连个招呼也不打了。
这个过程也许是一天天、一月月积累，一年年演变的，但结局也许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信矣！
山大的“美食”
八十年代是一个已经摆脱了饥饿的年代，八十年代又是一个追求从“吃饱”到 “吃好”的年代。但是，山大的学生食堂虽然能让我们吃饱，但离吃好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菜是有的，肉是有的，白面、大米也是有的，但是这些好东西凑到一起，不知为什么就那么难吃。五号学生食堂因为伙食太差引发了一场“食堂风波”，引起校方高度重视，曾有短时间的改善，但很快又回到当初；其他食堂，离宿舍太远，就餐不方便，而且与五号食堂比，也是半斤八两，强不到哪儿去。
大学期间，曾到北京的几所高校看望高中时的同学，发现相差无几的价格，在人家食堂吃到的是美味佳肴，而在我们山大食堂，吃到的是怪味草料。我本不是个挑食的人，只要糊弄得过去的饭菜，基本都是狼吞虎咽；但山大食堂只有一道菜能比较顺当地咽下去，那就是“共产主义”的标志——土豆烧牛肉。天天“共产主义”，也容易腻，所以，如果要对山大学生食堂的烹调水平打分，只能给个不及格。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鲁菜在我中华何等大名鼎鼎，怎么在位于齐鲁首府济南的山大食堂里，就尝不到一点鲁菜的味道呢？
不过还好，在食堂体系之外，在我们的心目中，山大还有几道美味：小吃部的水饺，排球场边的水煎包，路边摊上的煮方便面，还有十号楼下的面包。
在新校男生9号、10号楼西侧，校园西围墙的里面，有几处勤杂人员居住的平房。平房小院里或者院墙外，搭着简陋的遮阳棚，那便是被我们称作“小吃部”的几处小吃摊了。如果赶不上饭点，或者在食堂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我们便去小吃摊，要上一盘水饺或者一碗面条。其实，那水饺馅儿很小，味道也一般；面条说是肉丝卤，却只见菜叶难见肉丝，清汤寡水的，但我们还是吃得很香，很满足。
排球场是校排球队训练和我们上排球课的地方，位于新校大操场旁的一处小院内。两块标准的场地被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旁边的平房里有一个包子铺，里面卖的包子和小米粥都很好吃。那是我们另一处改善伙食的地方。
9号、10号楼东侧，开水房外面，有一处流动的方便面摊。通常是在学生们下了晚自习后，它便支起来了。几块简装的方面块扔进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煮三两分钟后，被捞出，分到几个大碗里，浇上面汤，撒上佐料和香菜，一碗可口的方便面便好了。冬天的夜晚，常常见到许多人围在那里吃得不亦乐乎，看上去都替他们觉得暖和。只不过，因为人多，要排队等，我很少光顾那个摊位。
无论是小吃摊还是包子铺，乃至散布于校园各个角落的各种小卖部，都有一种通用的货币，就是食堂的菜票。菜票成为流通的货币，大概是因为学生兜里的钞票较少，而只要是有助学金的，每月都会按时以菜票的形式发到学生手里。这时候，学校里到处游荡着兜里揣有近20元菜票巨款的学生。总是有个别喜欢寅吃卯粮的学生，慷慨地掏出本该支撑三四天甚至一周的伙食费潇洒一回。他们自然是校园里商家们最喜欢、最欣赏的消费者。
唯有一处例外，不收饭票，只收真金白银的人民币，那便是十号宿舍楼下的面包摊。那里的面包，都是当天新烤出来的，圆而饱满，外面焦黄，里面嫩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
那里的面包，是住我上铺的兄弟老莫的最爱。下了晚自习，常见到他顺道买一个犒劳自己。正是20岁左右，下了晚自习我也常常饥肠辘辘，却舍不得买面包吃，忍忍也就过去了。
老莫对面包的热爱，使得他常常不惜透支消费。一天晚上，他兴冲冲跑回宿舍，对我说：“老杨，借到钱了！我去买面包，要不要给你捎一个？”
我说：“不用了，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老莫下了楼，回屋时嘴里啃着一个，手里拎着一个，呜呜噜噜说着请客之类的话，递给我一个面包。
自己舍不得买，却吃人家借钱买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我不好意思接：“我不吃，我不饿。”
“哎呀，拿着拿着，你这人太虚伪！”老莫执意把面包往我手里塞。
“好吧，那算我让你捎的，把钱给你。”我说着便从兜里掏钱。
“老杨，你看不起我！”老莫有些恼了。
见此情形，我也不好再推，只好把面包接过来。其实，我的口水，早已不争气地在嘴里打转。我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还给老莫：“我有半个就够了。”
这回老莫倒也没再推回来，接过去狼吞虎咽吃掉了。
我慢慢地咀嚼着，咀嚼着这半块面包里独特的味道。
天堂影院
与“友好宿舍”的关系渐行渐远，与老乡的联系越来越少，又没有女朋友陪伴着出双入对、月下花前，每当周末，看电影，几乎成为628兄弟几个最大的爱好和唯一的精神寄托。
山大同学看电影有三个去处：其一，大操场；其二，洪楼电影院；其三，建工俱乐部。无论是在栉风沐雨的大操场两足并立，还是在安逸奢侈的放映厅身陷软椅，重要的都不是环境本身，而是银幕前洋溢的年轻的快乐。那是我们青春的“天堂电影院”。
大操场放电影，与农村放露天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常是周末中午，山东大学人民广播电台便播送电影通知；晚饭后，同学们拎着形形色色的凳子或空着手，从各个宿舍楼鱼贯而出，向大操场集结。银幕前的观众，席地而坐的、坐凳子的、站着的，一层层依次高上去。放映之前，观众席前有教工的小孩们追跑打闹，后有闲不住的学生们踢足球或打排球，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操场的电影就是免费的午餐，不过既想免费又想吃鸡鸭鱼肉，那就是苛求了。大操场放的电影，通常不是老掉牙的国产片，就是三流（不是三级）的进口片，如同鸡肋。
面对这免费的午餐，我们也经常犹豫，看还是不看。
一个周末的晚上，因白天没听到电影通知，又无事可做，广朋、老宋和我便背起书包，准备去上自习。走到楼下，看到有人拎着凳子疾走，好生奇怪，便问“干什么去”，答曰“大操场看电影”。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被我们漏了，很懊恼。又打听是什么电影，答曰“《红发女郎》，荷兰的”。这电影没多大吸引力。我们决定还是去上自习。
从大操场边路过，看到操场上人来人往，雪白的银幕已经挂起，我们便有点走不动道。看电影吧，要么回去搬凳子，要么背着大书包，不情愿；去上自习，更不情愿，三个人为是看电影还是去上自习犹犹豫豫。
“掷硬币决定吧。”我提议。
“好，好主意！”广朋、老宋一致赞同。
“一次定输赢。国徽朝上，就看电影，否则，去上自习！”我又提议，无人反对。
掏出2分硬币，一掷，硬币在地上滚动许久，落定，一看，却是“贰”字在上。
老宋说：“这次不算，再来三次，取两次那面决定。”
我又连掷两次，也真邪了，全是“贰”字朝上。
广朋急了：“你什么手啊，我来！”一把夺过硬币，又掷，终于，灿烂的国徽在上。
三人哈哈大笑：“走，看电影去！”
不过，鸡肋嚼多了，实在没劲。再说，露天电影受天气影响太大，放着放着，大家回散躲雨的场景并不少見；而隆冬时节，鸡肋也没得嚼，便下决心另辟蹊径。
转移战场，去洪楼电影院。洪楼电影院位于济南著名的洪楼教堂边上。那是一座老建筑，建设年代不详，外观看上去有上百岁了，饱经风雨，处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瘢痕，但还算结实；内部更是陈旧，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不仅空间局促、光线昏暗，而且硬木座椅坐着不大舒服，掀起放下都会发出呱嗒呱嗒的巨响。
洪楼演的都是新电影，每周花一两毛钱看一场，还是值得的。我与628的兄弟广朋、老宋、老莫、怀涛，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好片子总是带给人很多的联想。因为小时候很少有在影院里看电影的经历，20多年后，看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我脑子里闪过的，居然是洪楼电影院的一幕一幕，不胜唏嘘。不知那座老影院，现在还在不在。
建工俱乐部的全称好像是“济南建筑工人俱乐部”，是一座新建筑，按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豪华”。里面宽敞明亮，座椅都是软的，坐着十分舒服，但票价并不比洪楼贵。建工俱乐部离山大也不远，只是在和洪楼相反的方向。喜新厌旧，自从发现了有“建工”这么个好地方，我们就不爱去洪楼了。
在“建工”看了不少电影，有印象的却没几部。事后回想，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部影片，一部是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另一部是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对《红高粱》的印象深，是因为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很强烈，以前没有过；而对《两个人的车站》印象深，除了电影好之外，完全是因为一场意外。
那个周末，弟兄们皆有约在身，我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去“建工”看电影。那天放的是《两个人的车站》，刚刚进入情况，体味到一种“含着眼泪微笑”的情调，呼啦一下进入了一个黑暗而无声的世界：停电了。
大家十分懊恼。工作人员说，愿意退票的退票，不愿退的，等着来电，不论多晚，电影都接着放。从八点一直等到九点半，退票的越来越多，留下等待的越来越少，我却丝毫不为所动。一直等到近十点，电终于来了。
电影散场，已经快十二点。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楼门口，早已熄灯上锁。敲值班室老大爷的窗户，不知是睡得太死，还是不愿搭理，半天没有反应，只好想办法跳窗进楼了。围着宿舍楼转了一圈，一层厕所、水房全有铁栏杆护窗，见一间宿舍还有些许光亮，便凑上去敲窗户。
一位正在秉烛夜读的哥儿们，不知哪个系的，被我吓了一跳：“你，干什么的？”
“我六楼中文85级的，看电影回来晚了，帮帮忙吧！”
里面咕哝了一声，我没听清，还以为是同意我跳窗进去，便攀上了窗台。不想他一声断喝：“下去，谁让你跳了！”
这一嗓子，把全屋人都吵醒了，招来一片怒吼：“下去，下去！”
我顿时慌了，脚一软从窗台上掉了下来，落荒而逃。
回到楼门口，见有两位他系兄弟也被挡在门外，便像遇见了亲人解放军一般亲热，问他们怎么也回来这么晚，答曰：“建工俱乐部，看电影。”
“《两个人的车站》？”
“没错。”
真是“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三人商量好，一起擂看门老大爷的窗户。我们下定决心：如果他不开门，这一宿就别睡了。老大爷纵使耳朵不好，心脏也受不了，怒气冲冲开门，索要学生证，三人皆未带；我的借书证倒是带了，老头看了一眼，气早消了，以为我们是一起的：“进去吧，以后注意！”
“是，是，以后注意！”
真想高喊一声“大爷万岁”，可惜没敢喊。蹑手蹑脚溜回宿舍，见兄弟们皆已入梦，便洗也没洗，睡之大吉。
第二天一早，有兄弟问：“老杨同志，昨晚深夜不归，老实交代，干啥去了？”
“到一个只有俩人的车站，约会！”
“啊？”这位仁兄没搞明白，吃惊地望着我，如发现了外星人一般。
商海一日游
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尚在酝酿、蓄势，部分先知先觉者已悄然投身“商海”。校园里虽不是经商的地方，却也能在一些角落见到花花绿绿的出售小商品的海报，并时有卖袜子的南方小贩在楼道里游荡。
1987年12月的一天，校园里几处“广告墙”上，贴出了一张崭新的海报，上面醒目地写着：中文系85级1班与济南六家出版社联合举办山大冬季书市。
书市常有，班级办书市的却很少见。为了办好书市，班委会进行了一系列详尽周密的策划和安排。
书市安排在周日。周六上午，班里“两巨头”——班长、团支部书记，利用课间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进行了详细的分工：把门的、收款的、开票的、看管书的……每个人都根据其特点和特长安排了岗位。几个把守大门的，个个虎背熊腰，有一个还是校武术队的，发现逃票者，定会老拳伺候。我是生活委员，特长是数钱，所以被迫成为收款员。
中午，全班同学出动，往俱乐部搬桌子。当晚，俱乐部有舞会，11点舞会散后，部分等候已久的男生将桌子一一摆好。周日早上7点多，全班出动搬书、摆书，忙到9点，书市开张。
第一批进来的顾客，只有四五个，而我们收款的倒有四处，多达八人。我和美女岚同学一组，好久也不见有人来交款。岚美女有点着急，我也失望地说：“看着吧，今天数咱们收钱的轻松。”
一旦失望了，离希望的降临也就不远了。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随着太阳越来越高，刚从睡懒觉的被窝里爬起来的同学慢慢向俱乐部集结。交款的一个接一个来了，收款处立刻忙碌起来。
一开始真是手忙脚乱。很平常的加减法也算不清，幸亏有计算器帮忙。交钱的来了，岚美女接过单据，用计算器把书价加起来，再把打九折的卖价算出；我收钱，把零钱找给顾客。很快，事先换好的零钱用光了，递过来的不是10元的，就是5元的。我一边紧急呼吁交款的尽量准备零钱，一边赶紧“命令”班长去银行换零钱，急得出了一脑门子汗。岚同学以南国少女特有的温柔语调连声说着“对不起，请稍等”，竟哄得顾客们毫无怨言，耐心等待。零钱换来，总算渡过了危机。
一个多小时的客流高峰，数我们收款的忙，后来顾客渐少，我们便轻松下来。把收到的钱粗粗一数，竟然接近200元。其他几处数目也差不多。大家非常高兴。
班长、团支书四处视察，了解情况后，做出了一个既不人道也不厚道的决定：中午不吃饭了，接着干！
不过，上午的高潮过去之后，书市的顾客越来越少，到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我们这些“营业员”已经比顾客多好几倍。于是，大家轮流去食堂吃饭。
度过中午漫长的两个多小时的“淡季”，下午三点左右，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客流高峰。到收摊时，我们这个款台已经收了300多元，高居各处第一。这大概不是我的功劳，而是美女的魅力使然吧。
其他三处有两处收250元左右，一处收200元左右。粗粗估算，卖书收入1000元左右，门票收入90元左右。如果不丢书的话，能够盈利200多！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啊！
真是大喜过望。班长异常激动：“为了庆祝书市成功，今天晚上在俱樂部搞‘书市舞会’，希望大家都来参加！”
果然，在回宿舍的路上，只见开水房旁边的广告栏上，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书市舞会”。
周一傍晚，回到宿舍，见班里“两巨头”都聚在628，议论着书市的事。听说已有一位同学给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投去稿件，今晚6点就要播出。
大家兴奋不已，班长准备录音。
6点，山东台《文体新闻》，前几条都不是，大家有点着急，屏住呼吸等待。终于来了：
山东大学冬季书市昨天在山大举行。这次书市是由山东大学中文系85级1班联合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六家单位举办的。书市共展出图书200余种2000多册。
“不对不对，是400余种4000余册！”班长纠正说，可惜电台播音员听不见。
“无所谓无所谓，播了就好。”团支书说。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外面一声清脆的鞭炮响。
大家议论起《光明日报》和《大众日报》会不会发消息的问题。
有人笑这是小题大做，可成功的喜悦毕竟是掩盖不住的。
“学生自己办书市，这是第一次啊！”
“是不是全国第一次？”
“那不敢保证，但至少在山东省是第一次。”
“听说出版社要给咱们送锦旗呢。”
……
周二晚上，班长召集几位同学到临时借来的书库——文史楼的一间教研室，清点剩下的书籍，给书市算总账。
我们将捆好的书打开，点清书目和册数，登记好，再重新捆上。点完书，松一口气，数字基本对得上，没怎么丢。
又清点明信片，数完后，着实吓人一跳：把剩下的明信片数目和各组报上来的售出数字一加，每一种都少，多的少二十几套，少的也有三五套。乖乖，这不是要把我们卖书挣的那点钱全都赔进去吗？
进货时考虑到，马上就新年了，明信片肯定好卖，即使书卖得不好，明信片也能挣些钱补上。没想到卖得多，丢得更多，戏恰恰在明信片上唱砸了。难道，我们的顾客——主要是大学生们，就这么个素质？
大家战战兢兢地算钱数。一位女生念丢失的明信片数和价钱，另一位女生按计算器，算完后吓得她面色如土：“算了，算了，我不敢算了！”
“我来。”我自告奋勇，接过计算器。结果更滑稽：赔了两万多！
又算一遍，还是如此。
“你不会用计算器吧？”瑶峰同学一把抢过计算器，“你是加减乘除没分开！”
一想果然是，我把乘法和加法混成一锅粥了。
但瑶峰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算的结果，丢失的明信片才值两块多，和我那两万多一样可笑。
最后只好用笔算。计算的结果是，丢失明信片的价值，与书市盈利不相上下。这意味着，60多个兄弟姐妹们为这次书市付出的辛勤劳动，全泡汤了。
真是欲哭无泪。教研室里死一般寂静。
有人不信邪，提出重新清点发票。死马当活马医，这个建议得到响应。点完发票，惊喜地发现，实际上卖出的数字比各组报上来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丢失的即使不是没有，也极少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看来，中文系学生的数学水平实在大成问题。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重新有说有笑。
干完活，已近半夜12点。走出教研室，眼前是一条漆黑、漫长的楼道，没有一点光亮。我们手摸着墙，脚探着路，一点一点往外挪。有一男生使坏，出一恐怖怪声，吓得一女生发出凄厉的尖叫。
“媳妇”的美好时光
爱情的形态千千万万，爱情的故事形形色色。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爱情扮演的是一个边缘角色，当然不至于沦落到“匪兵甲”、“匪兵乙”的程度，但顶多是比较重要的配角吧。
那时，学校不禁止恋爱，不提倡恋爱，鼓励不恋爱。“不禁止”与“鼓励”，在政策层面上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与“不禁止少数人先富起来”，能一样吗？“鼓励”之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是光荣的；“不禁止”之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即使不是可耻的，也差不多。
不能低估政策的意义，但到底是不是政策起的效果却很难说，反正那时的校园里，谈恋爱的是少数，更多的兄弟都想先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然后再恋爱、结婚，也就是所谓的“先立业后成家”；至于姐妹们的想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不敢妄断。
虽然“先富起来”的少，但总是有的。“先富起来”的，在校方眼里不很光荣，但不知怎么回事，在我们这帮“穷人”眼里却并非那么不光彩，有时甚至成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关键是，他们“富”起来了，却没法带动我们这些穷人共同“富裕”。因为他们太“勤奋”，我们太“懒惰”；他们胆太大，我们胆太小。
628宿舍，也有两个哥儿们“先富起来”，并且把女朋友都带回来了。我们背后称她们为“老A媳妇”和“小Y媳妇”。
大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这俩媳妇终于来到了兄弟们面前。所谓“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兄弟大约也算得“公婆”吧。
这两个媳妇不仅都不丑，相反倒都挺俊的。但是，两人反差却很大。老A媳妇略显丰满，性格内敛，不爱说话， 从没正眼看过兄弟们。小Y媳妇身材窈窕，性情爽快，爱说爱笑，见到弟兄们一口一个“大哥”，十分亲热，似乎天生与我们就是一家人。
天长日久，俩媳妇都成了628的常客。老A 媳妇除了与老A说话，从不理睬别人。而小Y媳妇，到了“婆家”，却只顾与“大哥”们说话，把小Y晾在一旁。日子长了，我们都与小Y媳妇打成了一片，把她当成了自家人。在她面前，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凡事并不回避。而老A媳妇一来，就不同了，能躲出去，尽量躲出去，把宿舍腾出来，留给他们二人世界；躲不出去，也尽量轻声细语，免得打搅他们。
某日，一兄弟不知宿舍已腾出，贸然闯入，却发现老A与媳妇一起躺在小Y的床上，闹个大红脸，急忙退出。老A住上铺，上上下下多有不便；小Y住下鋪，被爱情利用一下也顺理成章。
待老A将媳妇送走，弟兄们鱼贯返回家园后，那贸然闯入的兄弟犯坏，对小Y说：“小Y，你的床上刚刚躺过人，不是一个，是一对。”小Y大惊，急忙在床上寻找蛛丝马迹。拈起落在枕巾上的两根长发，小Y生出无限感慨：“唉，我的床，我媳妇还没上过，倒让别人给上了！”
弟兄们哈哈大笑。
628宿舍的兄弟“兔子不吃窝边草”，大老远从外系甚至外校娶回来两个媳妇，而本班其他宿舍的两位兄弟却没这么客气了，专啃窝边萝卜，毫不客气地各从本班某女生宿舍骗来一媳妇，或者当了那个女生宿舍的“上门女婿”。听了解行情的弟兄说，这俩“上门女婿”颇受那个宿舍里“丈母娘”们的欢迎，已经正式开过Party，得到了隆重款待。“丈母娘疼女婿”果然不假，不像我们这些“公公”，专门挑媳妇们的刺儿。一次寒假开学后，班上风传那两位女婿都去了真“丈母娘”家，据说他们都颇得“丈母娘”欢心，顺利通过考察。
“谁说的？”本宿舍一位弟兄提出质疑。
“当然是他们自己说的了。”另一兄弟道。
“自己说的？我还说我也去了她们家，也顺利通过考察了呢。得她们自己说，才可信。”
“你去她们家？你想得美。”
“想得美？让我去，我还不去呢。她们，也就那么回事。”
“哈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吧？”
后来，以及后来的后来，小Y与媳妇真的结成了夫妻；老A音信皆无，最终和那位媳妇结婚与否，未知；女生宿舍的那两个姐妹，双双成功嫁给两位“上门女婿”，这也是班内爱情罕见的成功案例。
中文85级的另一个班，据说也成了两三对。
中文85级，120多人的大集体，男女比例相当，帅哥、美女如云，正值青春花季，开出的爱情花朵却不多。大学期间谈过恋爱的，男生，大胆估计不会超过一半；女生不详，但在那时便找到如意郎君的，似乎也很少。
毕业离校
临近毕业，酒成为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未来与希望，我们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也寻找梦想。但是，残酷的现实，将一切击得粉碎。到头来，无论心里还是手上，都空空荡荡。
6月30日中午，628的兄弟们出去喝酒，独缺广朋。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他还在为留在济南而奔走。
第二天中午，人总算凑齐，我们又在北门外一家新开的小酒馆相聚。在一起的日子没几天了，本该掏出一些肺腑之言彼此相赠，却突然都没了话语，只是一味地劝酒、喝酒。平时几乎滴酒不沾的刚，喝得比谁都多。
晚上，中文系毕业典礼兼最后的晚餐，气氛极为压抑。几个男生借着酒劲将几个酒瓶摔得粉碎。许多人提前离场，聚会不欢而散。
我和老宋回到宿舍，隔壁和对门几位弟兄又拉我们去楼顶喝酒。楼顶平台上，大家席地而坐，又开始痛饮，谁都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黯淡的星空下，啤酒瓶东倒西歪散了一地。一兄弟酩酊大醉，满嘴方言，呜呜噜噜，不知说些什么。
7月3日，畢业方案公布。凡是没有找到单位的，都回来源地的人事部门报到，等待“二次分配”。我的去向是北京市密云县人事局；老莫是家乡所在地区人事局；广朋百折不挠，终于在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前一天，拿到济南一家用人单位的公函，但无奈太晚了，分配方案已无法更改，只好回家乡聊城；怀涛去了济南一家报社，但据说报到后还面临五选一的竞争，存在变数；老宋和刚都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相对满意的单位，避免了被二次分配的命运。
几个月来，我多次打电话给面试过的北京一家研究所，其间还返京上门询问，每次给的答复都是“现在情况特殊，还在争取指标”；直到发派遣证前，指标也没要来，但也没说不再进人。这使我还残存着一线希望，就是在回京后二次分配前，他们的进人指标能要来。
我想，如果能够派遣到北京市人事局，还存在去那个研究所的可能；如果回到本县，问题就复杂了。于是赶紧去找到辅导员，说明情况。辅导员领着我去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将派遣证上的单位改成了“北京市人事局”。当然，办事的人很不情愿，说这不符合政策。
经过争取，老莫也将派遣地由地区人事局改成了自治区人事厅。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的同时，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毕业证鲜红鲜红的，捧着它，却没有原先想象的那种兴奋。
中文85级两个班的班委会联手为大家印制了大红烫金封面的纪念册，里面收集了108位同学每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旁边是每个人写下的一句话。
拿着这本纪念册，到本班各男女生宿舍，请他们留下临别赠言，也算是告别吧。遗憾的是，每个宿舍人都不齐，也只好碰到谁请谁写了。
7月4日，同学们开始离校。
7月5日中午，老莫和同方向的几个同学一起南下，我和几个兄弟将他们送到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和老莫这个住在我上铺四年、让我有时喜欢有时讨厌的家伙分离，还真有点舍不得。挥手告别的时候，车上一个女生已泣不成声；而我受她传染，也差点掉泪。
晚上八点半，我提起行囊上路。怀涛和班里其他几位同学送我到汽车站，广朋送我去火车站。
临别，有力地握手。
1989年7月5日晚10时45分，开往北京的298次列车缓缓启动。我告别了济南，同时告别的还有四年的大学生活、十六年的学生生涯，以及难忘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