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4—812)，字君卿，唐代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出身官僚家庭，早年以恩荫入仕，其父之友韦元书为浙西观察使和淮南节度使，杜佑随之作从事，很得他的扶植和奖掖。其后历任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司空、司徒、同平章事(宰相)等显贵的官职，晚年“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与之比”，封岐国公。他所以能修成《通典》，与他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史称“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倦”；同时也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经历有关系，他生当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他亲见开元、天宝盛世，又经历“安史之乱”的大动荡，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挽救唐帝国的危机，他本人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大官，对典章制度十分熟悉，正是在这种主观客观的条件下，杜佑在代宗大历初年便着手了《通典》编写工作，十余年间，初稿已成，后又经过二十年来的补充整理，共用了三十余年时间，编就了中国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通典》共二百卷，分为八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有人把兵从刑中分出，则为九门。每门之下再分子目。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天宝末年，“食货”等门又述及肃、代、德宗时期的情况。在杜佑修《通典》之前，刘知几的儿子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成《政典》三十五卷，大为时人所称赞，但杜佑则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参考《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通典》。《通典》之体实际是由正史之“志”演化发展而来，材料来源，唐以前也主要是把正史“志”系统起来，魏晋以后的文集和其它材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选自实录、国史及政府档案，内容更为丰富，凡引用材料都注明某人曰，可谓原原本本。内容顺序与以前正史“志”的排列不同，以食货为首，在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这样排列的用意，杜佑自序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这充分反映了杜佑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礼典”虽然降到食货、选举、职官之后，但份量却占全书一半，《乐典》减少，不及《礼典》的十分之一，这说明“礼”在唐代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也反映了杜佑“将施有政”的写书目的性，而“乐”则失去了古代的地位，做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它的作用很小了。《兵典》的写作方法例外，并非叙述古今兵制的沿革，而是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心，取历代有关的军事成败实例，分若干类进行叙述，如“料敌制胜”“察而后动”“以逸待劳”“攻其必救”“因机设权”“归师勿遏”等，杜佑这种写法可能与他“出师应变非所长”，自知其短，故取《孙子》而精读，取历代史例以阐述之，在编《通典》时，便写进去了，所以与其它各门体例不合。以往正史的“志”从《汉书》始，大都有“五行志”，《通典》却没有其地位，这也反映了杜佑的卓越见解。《通典》每类都有序论，发表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精辟见解，如论“选举”云“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这是他对以诗赋取士的评论。论“职官”云“出租赋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如一州无三数千户，置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疲吏烦众。”主张裁减冗官。论“州郡”云“夫天生烝人，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广，不患功不广。秦汉以后，以重敛为国富，卒众为兵强，拓境为业大，远贡为德盛。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则天小怨咨，群盗蜂起，大则殒命歼族，遗恶万代，不亦谬哉?”；杜佑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承认历史在变中前进。《通典》也有一些缺点，如《食货典》载北齐租调之法，不载露田；《钱币》不载陈永定元年制四柱钱法；《榷》不载后周榷酒坊法；《州郡典》信都郡冀州当属兖而误属冀；又诋毁《水经》和《水经注》等等。近年研究杜佑及《通典》的代表论文有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等(均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