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游晋祠记
朱彝尊
晋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县西南八里。其曰汾东王，曰兴安王者，历代之封号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亏;山下有圣母庙，东向。水从堂下出，经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难老，合流分注于沟浍之下，溉田千顷，《山海经》所云“悬瓮之山，晋水出焉”是也。水下流，会于汾，地卑于祠数丈，《诗》言“彼汾沮洳”是也。圣母庙不知所自始，土人遇岁旱，有祷辄应，故庙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将王威、高君雅因祷雨晋祠，以图高祖是也。庙南有台骀祠，子产所云汾神是也。祠之东有唐太宗晋祠之铭。又东五十步，有宋太平兴国碑。环祠古木数本，皆千年物，郦道元谓“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是也。自智伯决此水以灌晋阳，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汉，盖汾水势与太原平，而晋水高出汾水之上，决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后城可灌也。
岁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龙之山，道经祠下，息焉。逍遥石桥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鯈鱼群游，鸣鸟不已，故乡山水之胜，若或睹之，盖予之为客久矣。自云中历太原七百里而遥，黄沙从风，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乱水如沸汤。无浮桥、舟楫可渡。马行深淖，左右不相顾。雁门勾注，坡陀厄隘。向之所谓山水之胜者，适足以增其忧愁怫郁、悲愤无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乐其乐也。
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台骀者，金天氏之裔，历岁更远。盖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过而乐之，虽神灵窟宅，亦冯依焉而不去，岂非理有固然者欤!为之记，不独志来游之岁月，且以为后之游者告也。
晋祠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悬瓮山麓，是古代唐国的所在地，晋水即发源于此。西周初年，周成王灭唐，将其地封弟姬虞。其子燮继位，因晋水而改国号为晋。后人建祠堂祭祀晋国始祖唐叔虞，遂称晋祠。晋祠不仅是古迹荟萃的地方，而且山水佳丽，故有晋中第一胜地之称，李白就有“晋祠流水如碧玉”的诗句。朱彝尊于康熙四年(1665)来到这里，遂写下了这篇颇有特色的游记。
第一段记述晋祠的地理环境，同时备载古迹名胜，历史掌故。三晋历来是兵家争战之地，故作者来游晋祠，首先想到的是曾经在这里演出过的一幕幕历史画面：春秋末的智伯为了攻打赵襄子，决晋水灌晋阳，后因傲慢轻敌而为韩、赵、魏三家所灭;唐高祖李渊曾在这里识破了隋将王威和高君雅谋害自己的阴谋，乃起兵反隋;宋太祖亲征北汉，也曾壅塞汾水、晋水灌城。历代在这里建立了不少祠庙，如始于唐代的台骀祠，建于北宋天圣年间的圣母庙，所以作者游历晋祠，首先想到的是前代的遗迹，故第一段在介绍地理时大量穿插了古代事迹，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在记述地理时又寓考证于叙述，如引《山海经·北山经》和《诗经·魏风·汾沮洳》中的话来说明晋水的发源与流向，言之凿凿，整个第一段中很少描写性的语句。即使写晋祠周围的古木，也还是用了郦道元《水经注·晋水》中的话：“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表现出一种严密的考据家的态度。后来桐城派文人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在这里已开风气之先。
如果说第一段是对晋祠历史性的粗线条的介绍，那么第二段就是现实的个人感触，作者并没有用许多笔墨去写晋祠的风光，只是说：“逍遥石桥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鱼群游，鸣鸟不已。”但却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去写入晋以来的道途艰险和忧愁怫郁之情，以此与晋祠的风光明艳，自己乐而忘返的情怀构成鲜明对照。这种反衬的手法正如金圣叹评《水浒》所谓的“背面铺粉法”，朱彝尊这里意在赞美晋祠，却宕开笔去写塞上风沙袭人，关山厄隘，从而烘托出晋祠的风光宜人。“既至祠下，乃始欣然乐其乐”一句如勒马回缰，收回到主题上来，前人所谓“一句拍合”，正是指此种笔法。
作者由晋祠的山水忆及家乡景物。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兴地处江南水乡，明丽的南湖，幽僻的苏小小墓，令人留恋的横塘，都是常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他著名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就是他客游异地时追忆家乡风物之作。因而当他目睹晋祠秀美的风景名胜时便叹道：“故乡山水之胜，若或睹之，盖予之为客久矣。”一方面将晋祠比作江南，极言其山水之美;一方面也将自己离乡背井、忧患苦闷的心情道出。“盖予之为客久矣”一句，包含着无限感慨。朱彝尊于康熙元年(1662)因参加山阴反清活动，失败后避难永嘉(今浙江温州)。两年后因父亲病危返里，旋即有山西之行，先依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后又数易其主。故他的西北之行，本身就有避身远祸的意味，再加饱受旅途劳顿、风霜侵袭，心中郁闷之情自不待言，因而本文中可谓的“忧愁怫郁、悲愤无聊之思”显然寓有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恨。
最后一段说山水之美。认为“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过而乐之，虽神灵窟宅，亦凭依而不去。”晋祠不仅令游人怡乐，而且使神灵乐居，试图由此说明自古以来晋祠为何被人神偏爱的原因。“岂非理有固然者欤”一句，道出了作者对自然、人生和历史的看法。至此，文章从记山水、述游踪，上升到了义理的阐发。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而这正是作者为文的特点。他在《与李武曾论文书》中说：“稽之六经以正其源，考之史传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如是而文犹不工，有是理哉?”可见他对考据与义理二者是同样重视的，本文便可视为他这种理论的一次具体实践。或许，这就是为何本文往往被选家所重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