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襄阳政绩
曾巩一生辗转各地任职，每到一处，皆能勤政为民，他平反冤狱、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政绩显赫，在襄阳同样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1．平反冤狱
宋代林希《宋中书舍人曾公墓志铭》和韩维《宋中书舍人曾公墓志铭》都曾记载，曾巩到任襄州知州后，发现前任遗留的一宗案件存在问题，他便仔细披阅案卷，慎重地分析案情，最终认为证据不足而释放了在押的一百余人，对已判极刑的人也作了翻案处理，这件事使襄州百姓非常钦佩，有人甚至跪地叩谢。
2．为政廉洁
宋代江少虞撰写有一部宋代史料集，名《事实类苑》，记录了北宋太祖至神宗120多年间的史实，其卷六十五记载，曾巩在襄州任知州期间，朝廷派要员到各州县检查兴修水利、安抚流亡百姓的情况。一日，曾巩宴请诸位使者，席间，一位使者说：“昨夕三鼓，大星坠于西南，有声甚厉，次又有一小星随之。”曾巩回答说：“小星必天狗，下勾当公事也。”《事实类苑》卷六十五收录的是诙谐戏谑、语嘲方面的材料，可见江少虞看重的是曾巩的机智风趣、妙语连珠，但这个故事本身也说明了曾巩为政清正廉洁，不献媚上级，使者的话外之音是让曾巩小心侍候，曾巩却不买账。
3．祈雨救灾
曾巩任职期间，襄阳的旱情十分严重，他在《襄州岳庙祈雨文》中道：“自秋不雨，方冬尚温。麦田苦于旱干，民室忧于病疠。永惟责任，内集兢惭。”面对无法抗拒的天灾，曾巩心急如焚，作为地方官的他奔走于各个寺庙之间，求助于神灵，相继作《襄州诸庙祈雨文》《邪溪祈雨文》《诸葛武侯庙祈雨文》《五龙堂祈雨文》《灵溪洞祈雨文》等，祈求苍天降雨救民。在天降大雨之后，他又作《诸庙谢雨文》《薤山谢雨文》《诸寺院谢雨文》《诸寺观谢雨文》《邪溪谢雨文》等祭文，高兴地感谢“天恩”，从这些祭文中可以看出曾巩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的可贵品质。
4．重视水利
我们没有发现曾巩在襄阳兴修水利的文献记载，但却能从他的散文《襄州宜城长渠记》中看出他重视水利工程。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门，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其后曰夷水，《水经》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食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
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
夫水莫大于四渎，而河盖数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又王莽时而绝，况于众流之细，其通塞岂得如常？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
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瑰唐公。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堨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独长渠之利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熙宁六年，余为襄州，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予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上司农。八年，曼叔去开封，为汝阴，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
八月丁丑曾巩记。
这篇散文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段为第一部分，考证长渠历史，宜城有一河流，春秋时叫鄢水，后来改称“夷水”“蛮水”。秦将白起为了攻取楚国鄢郢，开凿水渠，将鄢水引入郢城，从而攻破城池，后世利用这条水渠灌溉农田，这就是长渠的来历。第二段为第二部分，写宜城县令孙永率民疏通废弃的长渠，并制定用水规约，防止百姓争抢水源。第三、四、五段为第三部分，议论说理，曾巩认为修复原有的水利，一定要实地考察，如果“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则可“因其故迹，兴于既废”，如果“不考夫山川形势之同异”“蹑古人之遗迹”，则会“用力多而收功少”。曾巩认为兴修水利是官员职责所在，不能图扬名于世，既夸赞了宜城县令孙永和襄州知府张瑰，又批评了沽名钓誉者。第六段为第四部分，交代作记的缘由，并再次强调，“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