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星辉家出来的路上，我突然想要一个院子，比他家那个院子更大、更好看。
他家那个院子，围墙是他爸砌的，像蚂蚁搬家一样，用光了两年的早晨和傍晚。花了那么多工夫，还砌得难看，歪歪斜斜，土砖有些凹进去，有些凸出来，砖缝里不时钻出些稻草头子，稀稀拉拉，三长两短，跟狗咬了似的。他爸是个木匠，拿惯了斧头刨子，换成砖刀，手就像长在了别人身上，不听使唤。
那天傍晚进去的时候，星辉一脚踢在门上，哐啷一声，两扇木门对着打开。右边的墙根，长着些草。牛筋草，被一堆劈柴压着，半死不活的。另一头，两畦萝卜，缨子叉开，密密麻麻的，盖住了黄色的泥土。边上竖两个大树杈，搁一根竹篙，竹篙上晒着一家人的衣服。四只鸡在院子里觅食，时不时昂起头咯咯叫几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个院子。
回家后我跟我哥说，我们得砌个院子，在里面种栗子、梨子、橘子、葡萄，养鸡、喂鸭，把门一锁，谁都偷不到。以前，门口的栗子、梨子熟的时候，总要被外人偷去大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整天在树下守着。对这件事，家里人并不怎么在意，他们说，几个果子，吃露水长大的，摘就摘了吧。所以，只有种在院子里最稳妥。我哥听了鼻子里哼一声，砌个院子，你说得轻松，你知道要多少钱吗？砌个院子要多少钱，我没算过，也不会算，只知道要土砖、石灰、沙子、石头，还要请木匠做扇门，买一把大锁。估计要一大笔钱，家里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平时要买点什么东西，一双鞋子、几斤煤油什么的，爸妈都如临大敌，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看来这院子是砌不成的。我人生第一个梦想，被我哥一瓢凉水给浇没了，我又成了个没有梦想的人。那年我八岁，也可能是九岁。
有一天放学，我站在屋门口张望了一阵，四周是山，围着老屋，这不就是个院子嘛？！我为我意外的发现感到欢乐。好大一个院子，里面有三垄梯田，两垄种稻子，一垄种麦子。一条小溪日夜不停地歌唱，池塘里的鱼大白天也敢偷偷蹦出水面。山上开花、飞鸟，菜地里长各种蔬菜，果子像娃娃一样吊在枝条。山水田土，该有的都有了，还有一块大得惊人的天空。谁家有一个这么大的院子呢？我把附近的人家细细想了一遍，都没有。第二天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星辉，我满怀期待，换来他一声嗤笑，像冷不丁划了根火柴。你那也叫院子，你脑壳没烧坏吧？他一脸的鄙夷，让我一下乱了方寸。这个，这个，真的可以叫院子吗？我这样寻思了一阵，心里再也拿不准了。
十八岁那年，我放下书包，拿起粉笔，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老师。学校在一个老祠堂内，错落的瓦屋顶下，大间小间的房子纠缠在一起，像在一面青山上贴了幅灰尘扑扑的老画。有些地方，石灰墙皮脱落，露出青砖的烟火色。中间那一部分属于学校，两边住着人家。进前厅，过天井，就到了后厅，后厅上有一扇厚木门，门外是个院子。我周一去，周六回，平时就住在那里。心里嘀咕，这下，我也是个有院子的人了。
刚开始，我并不想去那个院子，主要是那里过于荒芜，好多年没有人打理过。潮湿的院墙上，不知名的藤蔓把根扎进厚厚的苔藓，杂草年年荣谢，枯草堆积，没过膝盖，一股又湿又浓的霉腐味扑面而来。四棵柏树分种在墙角，一脸皱纹，愁眉不展，似乎有满怀难以倾诉的心事。这样的院子，我疑心是从蒲松龄的笔下逃出来的。
每天放学后，孩子们大呼小叫，争相跨过高高的麻石门槛，刚开始排成一线，接着变成三三两两，或者一个孤独的点儿，穿过田间小路，陆续消失在一扇扇虚掩的大门中。我无处可去，只好搬把椅子坐在天井边翻书。天还早，夕阳像瀑布一样沿着天井的瓦檐倾泻下来，把一个个句子染成了玫瑰色。风在大门外呼呼地吹过，送来断断续续的鸡鸣狗叫。
住在左边的那个老人，能明显地看出来，头发先于他的身子老去，呈现出雷电的颜色。他老婆死得早，成天一声不吭，有时默默地站在天井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大部分时间在椅子上发呆。他像是忧虑的化身，他那些忧虑，源于他扮演的父亲这个角色，老二整天沉迷于赌博，老三的亲事一直没有着落，小女儿快三十了，青春正在像河水一样哗哗地流逝。在山沟里，这样忧虑的父亲我经常能够看到，但我的目光尽量躲着他，以免他像一粒铅弹一样击中我内心的柔软。
住在右边的那个老人，和我一样，喜欢坐在天井边看书，戴着一副老花镜，椅子边放一大杯浓茶。他看得比我认真，屏声静氣，悄无声息。我常常会走神，东张西望，想七想八。他看的书也和我不同，竖排的，没有标点，字老大一个。起初，老人见到我默不作声，脸如枯井，目光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过我还是冲他点头微笑。我不跟他计较，他的年纪比我爷爷小不了多少。有天傍晚，他拿一本手抄的《三字经》来到我身边，指着“逞干戈，尚游说”的“说”字问我怎么读，我说念“shuì ”。他听了，稍微点了下头，脸上浮出笑意。他还拿过几本书来问过我，是《声律启蒙》《幼学琼林》之类的蒙学读本，我猜他大概想有那么一回，希望我出个错，好印证他心里的疑惑，然后旋即从我这里愤怒、失望地离开，以后照样乜斜着眼睛看我，只是没料到情况正好相反。后来，他不再拿书来，见到我就笑，也像那些孩子一样喊我老师。我当时不理解这个老人要做什么，总觉得他阴阳怪气的。有一次听同事说，老人是一个私塾先生，教过八年私塾，我一下释然。
我老家有一个说法，读一年老书（私塾），抵三年洋书。因为这个厚古薄今的说法，我被家里连哄带逼读过两个暑假的私塾（那时叫业余学校）。教我的老人姓叶，年过八旬，戴一副老花镜，面容清癯，头顶鹤发，乡人对他恭敬有加，出口皆称绍祥先生。他在民国时期教过十八年私塾，会诗词歌赋，写一手好字，是有学问的人。他耳朵不好，但对先生二字却极其敏感，谁嘴里蹦出这两个字，他立刻大声答应。这也难怪，方圆几十里，没有谁配称先生，这两个字已成为他的专属。我在那读过一些启蒙读本，这是老人万万想不到的。
没多久，老人的儿媳买了台录音机回来，那是个时髦的东西。等孩子们散去，她就把录音机放在天井旁，将音量开到最大，震耳的歌声取代了孩子们的闹腾。这样一则她忙进忙出能听到，二则借机炫耀一下手头的阔绰，证明她老公在外面的生意做得顺水顺风，并非像传言那样混不下去。录音机用的磁带，价格不菲，十块一盒，还容易卡，一卡再把它弄出来，基本就废了，因此只能一盒带子反复播放。乍听让人喜欢，久之便恶其聒噪，却又想不出好办法，只得打起了院子的主意。某天中午，我借来锄头镰刀，将进门那一块稍加整饬，铲除杂草，砍掉藤蔓，剪去树上的恶枝。放学后搬把椅子坐下，将门一关，嘈杂的歌声被关在了门外。
几天后，老人也搬了椅子进来，一老一少相对而坐，各看各的书，书翻得慢，不时窸窣一声。翻到累了，也会说说话，说的都是书上的东西，公子王孙，侠客能史，旧时的繁规琐俗，拉拉杂杂，随兴所至。有时候他到得早，会为我准备一杯茶，带盖的白瓷杯，一大撮茶叶。揭开盖子，汤色浓稠，茶烟袅袅，喝一口，满嘴烟火味，和家里的茶一样，是烟熏过的。
最好是秋天的黄昏，夕阳铺在荒草上，泛起柔和的光芒。蓬花还未飘尽，洁白的朵儿慢慢悠悠飞过头顶，柏树上的蝉唱应和着身边虫子的低鸣。院子外看不见的地方，油茶果坠满了枝丫。稻田空旷，草垛高高堆起，牛羊在埋头吃草，家家屋顶上升起炊烟。等到夕阳褪尽，取代头顶奶白色云朵的是明亮、寒冷的星光。有时候，我把书放下，倒扣在腿上，望着这个荒废的院子。我知道，先前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读书，写字，聊天，甚至是种下点什么，后来，院子失去了他们，他们成为院子里的一段往事。有一天我也将失去它，就像院子失去我一样。我是院子的过客，院子是我的过客。或者说，我们走过的大地，也无非是个稍微大一点的院子，我们只是院子里的一缕微光，当黑暗笼罩下来，我们更不复存在。人生太短，没有人能活过一个院子。
人世间，离别总是说来就来。那天我收拾好东西，独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转身离开，关门时，门好像懂得了什么，“啊呀”一声，像一声惊叫。我两年的日子，就终结在这“啊呀”的惊叫声里。我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一眼，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和老人告别时，他送我一本《庄子》，线装，也是竖排的，没有标点。我说，写几个字吧，随便写点什么都成。老人连连摆手，要写就不是几个字，所以，就不写了。我接过书向他道谢。老人往下说，你是要去大地方的人，这条小山沟留不住你。我笑起来，理解老人的意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是我并非去什么大地方，就是换到了镇子上，继续当孩子王。
后来，我到了城里讨生活。刚去时，单位房子挤，好不容易腾了个堆杂物的单间出来。很小，里面一张旧书桌，一张单人钢丝床。单位的领导觉得太简陋了，好像有点对不住我，一再表示歉意，许诺一年内必给我一个套间。我倒觉得没什么，有地方睡觉、写字，就行。有一点甚合我心，开门就对着一个大院子，里面种了各种花树。在城市里，要找个这么大的院子，并非易事。城里的院子，除了观赏、漫步，还是用来藏季节的。就像门外这个院子，从迎春花开满墙，到芭蕉俯仰生姿，再到桂花飘香，银杏叶子一片跟着一片吹落在北风中，一年四季都看得分明。这样一个院子，是城市里的村庄。走在大街上，面对着坚硬的楼群，四季都是同一表情的行道树，好像一年只剩下一个季节，其它三个早就开溜了。终归遗憾的是，院子再好，也非我所有。那些花开草绿、叶凋枝败，都是公家的事情。尽管有人定期来照顾，一刀一剪下去，都是顺着公家的意思，不会听从我的内心。有些夜晚，我看着院子里的月色，听着蝉鸣蛙唱，如同偷了公家的什么东西，弄得自己像个贼似的。那时我就想，要在这座城市里修一个院子，不必这么大，能让四季藏身，再容下我一家三口，就行了。
很多年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为我即将有一个小院子而开心。我在想该在院子里种点什么，想来想去打不定主意。那就和单位那个院子一样吧，迎春、芭蕉、桂花、银杏，这样正好容纳四个季节。结果，因为能力的问题，我失去了那個想了很久的院子，买了套两居室，暂时安下身来。房子挨着大街，街上人来车往，晚上枕着这城市的涛声，我还在固执地想着院子的事情。
那以后，我做过一些兼职，写过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每当我在雨夜里嗒嗒地敲着键盘，或者踩着深夜的月色穿过长街归来，心里头是欢喜的。我觉得我又给院墙添了一块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一株芭蕉。院子在一点点向我靠近，就像情窦初开时那个心仪的姑娘。年轻时的豪情已然没有了，生活越来越俗，俗到只剩下一个院子。
算起来，这段时间有些漫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晴天和雨天，只记得我那套两居室的吊顶开始一块一块地剥落，我决定到偏僻点的地方，找套带院子的旧房子。我仔细算了算，这是在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把这个想法跟妻子说了，她沉吟了片刻后对我说，孩子在慢慢长大，得为他准备一套婚房。对这事，我有我的想法，结婚是孩子自己的事，他自己可以解决。再说，女孩子是嫁人，又不是嫁房子。我并未想到，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最后自然是我败下阵来。在三十楼买了套四居室，知道的人都说好，电梯房就是要买高的，空气好，又不吵。
时光依然漫长，我还可以用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努力，去乡下修一个院子。在里面栽花、喂鸡、种草、劈柴，过诗意的幸福生活。只是，那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一个院子了，白天黑夜，对我来说没有区别，从院子的东头走到西头，那条摇摇晃晃的路，都要耗光我全部的力气，栽花、喂鸡、种草、劈柴，那已经是别人的事了。我最需要的恐怕只剩下两样东西——椅子和床。
好像又回到了八岁或者九岁那年，再一次成了个没有梦想的人，我因此而感到了人生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