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丽亚是邓友梅一九五六年短篇小说《在悬崖上》中的人物。

艺术学院毕业的某设计院雕塑师加丽亚出身于音乐之家，父亲是音乐教授，母亲是德国人。东西文化的交汇，优裕的物质生活环境，富有浪漫情调的艺术气氛，不仅训练出加丽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和柏林话，也孕育了她独特的生活风格。她带着这种风格，步入了新的社会，拥抱着新的生活。并以其艳丽的风姿，典雅的装束，丰富的想象力，活泼开朗的性格和高超的审美情趣，赢得了众多小伙子的仰慕。可遗憾的是在旧生活轨迹中度过少年时代的加丽亚，她所具有的那种心理状态和个性品质与新的环境、教育是如此格格不入。她习惯于放纵自己的意欲，却不善于根据社会的需要，自觉地控制、调节、支配自己的行为和活动。因而尽管天赋甚高，充满活力，加丽亚终究是昙花一现，成为生活潮流中的弃儿。

命运赐予加丽亚一副有特色的容貌，她又善于修饰自己，根据季节、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换着各种样式、色彩的装束。精心的装扮更增添了她的风姿。加丽亚吸引小伙子之处不仅在于她的气质、风度，更兼有活泼开朗的性格，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丰富的想象力。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能把自己的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们。她是舞会上的皇后，溜冰场上的健儿，又能凭藉自己的绘画技能，给人画油画像、雕塑像。更有趣的是她脑子里随时会出现奇异的幻想。看到冰，她会联想到用冰铺人行道，可以从北京溜冰到天津。小伙子们可以从这位富有魅力的姑娘那儿得到很多乐趣，谁不乐于接近她呢?于是“加丽亚”三个字就粘到了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他们像众星捧月似地围着她。加丽亚宿舍中挂着一幅足以使她炫耀的照片：一群小伙子簇拥着加丽亚。

加丽亚具有超越一般青年姑娘的优裕条件，她如能正确把握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无疑会成为生活的幸运儿的。可加丽亚却不属于这个环境，她所表现的那些资产阶级意识顽强地与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道德、新伦理观念相抗衡、相撞击，而抗衡、撞击的结果是加丽亚无情地受到命运的嘲弄。

加丽亚意识的核心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她生活的宗旨是快乐和自由。但其快乐的满足是以不考虑别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她的至理名言是：“我快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为了自己的快乐，她边跳舞、边说笑，总撞着别人也不以为然。为了自己的快乐，她到处约男青年玩，不管你是单身汉还是有妇之夫。她明知由于自己的放纵，使一些本是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可依然我行我素。加丽亚的爱情观是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她宣称不能把爱情过早地束缚在一个人身上，“不结婚，你有爱五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个人的权利，和被他们爱的权力，一结婚，你只能守在一个人身边，到发现理想的人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为此，她利用姑娘这一具有黄金般价值的身份，到处“爱”别人，也享受别人的“爱”。看到那些围着她的小伙子争风吃醋，她感到满足、自傲。加丽亚“泛爱”的结果是使那些多情的小伙子感到受了愚弄而纷纷离去，使执迷不悟的技术员竟然以为加丽亚爱上自己而准备与贤妻割断情义;更使组织上对她产生看法，以作风不正给予记过、批评。加丽亚这一颗耀眼的明星逐渐失去光泽，变得黯淡无光。加丽亚忿忿不平，她责怪组织的偏见，周围群众的狭隘，而却不意识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她不懂得自我一旦被抛入世界，他就不是单独的、封闭的、与人对立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自我只有在他人那里发现自己的存在。加丽亚只顾自己的快乐而排斥他人的快乐，那他人也可为捍卫自己快乐的权利而排斥加丽亚。加丽亚追求自由是以妨碍、限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那他人可为争得自己的自由而限制加丽亚的自由。加丽亚在存在与意识关系上所犯的一个更大的认识错误是，她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道德婚姻观念恰恰是与中国崇尚的道德、婚姻观念相悖的。加丽亚在艺术学院已因这方面的认识错误而跌过跟头，而她却不思反省，一意孤行，最终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

作品运用鲜明的色彩，强烈的对比手法塑造了加丽亚这样一个具有一定时代特征、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作品首先通过人物自身的对比来刻划，突出加丽亚容貌、天赋与心理素质、心理状态的反差。这外在的形象、气质使她受人仰慕、崇拜，这内在的心理素质又使她与所处的环境相牴牾、相冲撞，鲜明地表现出加丽亚这样一个使人依恋、又遭人戟指的艺术形象。作品还通过对比，来映衬加丽亚仪态万方的外形掩盖之下卑微、虚弱的灵魂。舞会上，在光彩照人的加丽亚面前，技术员的妻子显得那么呆板、苍白和没有风度。可在严峻的现实生活考验面前，却表现出坚强、圣洁的感情和灵魂。她买长绒帽给丈夫是出于真诚的关心、爱护，却遭丈夫嫌弃;虽然有过痛苦、怨恨，但她不希冀没有爱情的婚姻，毅然离丈夫而去。加丽亚也给技术员买了一顶帽子，但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泛爱”着众多小伙子，却没有真诚的友谊。她被人宠爱过，但结局是那么孤独、失意。加丽亚那有缺陷的人格，似一面镜子给读者以启示、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