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诗词

江西诗词，兴起于晋、唐，及宋而达鼎盛，元虽疲弱但余势犹存，故明初得以中兴。有明一代三百年，江西文学由盛转衰，复由衰转盛，再由盛转衰，几多沉浮，无论是“历时性”发展，还是“地域性”分布，都值得我们对其深入进行研究。

明洪武前夕至建文朝，明代江西诗歌以刘崧开创的“江右诗派”为代表，与同时的其他四个诗派相比，因迎合时势需求而独领风骚。江右诗人温厚醇雅的人品与文品，既适应了明初高压统治的需要，也造就了温雅醇正的诗风，为此后“台阁体”的产生作了铺垫与积累。在由元入明的作家中，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元末遗老，一类是明初诸家。前者如张昱、危素等，为江西文学揭幕;后者如刘崧、陈谟、吴伯宗等，为江西文学或开宗立派，或导夫先路，树立典范。他们共同成为明代江西文学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明永乐至成化朝，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作为盟主，“三杨”之首的杨士奇继承江西先贤的文学传统，开创了平正典雅、雍容醇厚的诗文风气，影响明代文学达百年之久。在台阁体作家中，江西籍占大多数，故有人把明代台阁体看成是江西的文学流派。台阁体虽然有缺点，但不宜全盘否定。

明弘治至正德朝，江西文学呈现较明显的衰落之势。此时占主流的作家群主要有茶陵诗派和以复古为号召的“前七子”，其中很少或几乎看不见江西籍作家的身影。江西籍作家主要活跃于理学领域，他们以理学名家，且成就卓著，故江西素有“理学之邦”的美誉，而作为作家的他们却不能成为主流。

嘉靖至泰昌朝，江西文坛特别昌盛。有诗文集传世的作家较多(近50位)，而且大多兼以理学名家。文学巨匠汤显祖的出现，为江西文坛再铸辉煌，故称此时为明代江西文学的中兴时期。汤显祖以他“情至”的文学理论和宏富的诗文创作实践，对明后期诗文的反复古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创作的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传奇(即戏曲)，代表了明代传奇的最高水平，奠定了他在明代乃至整个古代戏曲史上的崇高地位。

天启、崇祯及明清之际，作家数量也不少，犹如夏夜的流星划过天空，虽然美丽但略嫌短暂。此时的诗歌成就不高，但因一批殉国作家和遗民作家的涌现，给即将谢幕的江西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其高尚品格与浩然正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地域性”角度看，江西作家的分布与文学的盛衰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态势。明代江西有文集存世的作家共186人，分布在十三个府的不同县。按府来分，吉安府59人，占总数的31.7%，居第一位;南昌府32人，占总数的17.2%，居第二名;抚州府28人，占总数的15.1%，居第三名;饶州府与建昌府均为13人，占总数的7%，并列第四名;广信府12人，占总数的6.5%，居第六名;临江府与赣州府均为7人，占总数的3.8%，并列第七名;九江府6人，占总数的3.2%，居第九名;瑞州府4人，占总数的2.2%，居第十名;袁州府3人，占总数的1.6%，居第十一名;南安府与南康府均为1人，占总数的0.5%，并列第十二名，亦即倒数第一。虽然没有对明代江西作家1061人的区域分布情况作数理分析，但由此可见一斑。

吉安、南昌、抚州三个府占据明代江西作家的半壁江山，尤其是吉安府，是明代江西文学的重镇。明初“江右诗派”的开山祖刘崧与“台阁体”的盟主杨士奇，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没有他们，明代江西文学便会黯然失色。南昌，历来为省城之地，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诗歌成就处全省之前列，自然在情理之中。抚州，承先达乡贤之余烈，故诗歌能保持较高水平。尤其是汤显祖和“临川四家”中的艾南英，代表了明后期江西文学的最高成就。如果把明代江西文学分为两段的话，那么，前期由吉安府作家占尽风流，后期则由抚州府(即临川)作家领军。前后交相辉映，共同演绎明代江西诗歌。